对于这次复职，蒋介石远在重庆、成都时就有不少动作：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一方面对李宗仁“擅离职守”表示“中央”的“意旨”；另一方面一致主张要蒋介石“复位”。会上对“复位”的时间有不同的意见。蒋介石在会上说了这么一番话：“对外关系，尤其我国政府在联合国中之代表地位问题，极关重要。如果李宗仁长期滞港，不在政府主持，而余不‘复行视事’，则各国政府乃至友邦，可藉此以为我国已无元首，成为无政府状态；则不得不考虑对于北平‘匪伪政权’之承认。此外，对内尚有维系人民之作用。此时举国上下，人心动摇，如云南之卢汉等，已明言，李既出国，而蒋总统又不肯‘复位’，则国家无人领导，尚何希望之有。因此，不能不作‘复行视事’之准备。惟对时期问题尚须加以研究。”很明显，蒋介石是正式发出了再上台的信号。
12月2日上午，蒋介石召集党政会报，又研讨了“复行视事”的问题。蒋介石认为：“今日国家危急，已至千钧一发之时，何忍见危不救，避嫌卸责，只有光明正大，决心‘复行视事’为不二之道，至于成败利钝，在所不计。”蒋又同阎锡山、张岳军商量，决定待法定手续完成后，再作“复行视事”的准备。为了这个“法定手续”，4日，在成都的国民大会代表演了一幕谒见蒋介石，请求“复位”的戏；接着，旅台的立、监委员和国大代表亦演了一幕来电请求蒋“复行总统职权，以挽危局”的戏；5日，民、青两党代表联名电请蒋“复位”。
蒋介石离开西南回到台湾后，第三次复职正式进入议程与行动。
当时，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一片败象，处在严重的内外交困之中。
政治上充满隐忧显患。1945年10月台湾从日本的手中回到了祖国怀抱，这是值得庆贺的大事，但由于国民政府台湾行政公署在处理同岛内人民关系上的失误，导致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发生。这一事件给岛内人民与国民党统治之间长久地留下了“敌视与猜忌”的历史阴影。蒋介石败退台湾，一开始就注意了同岛内关系的处理，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权力争斗的恶习仍沿袭至台，加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沿海岛屿与准备武力解放台湾的军事部署对岛内的威胁，使“省籍矛盾”的沉疴和内部失败主义的心理，成为蒋介石两大政治难题。
经济濒临崩溃边缘。1945年台湾光复前，日本在台湾的经营已有相当的工业基础，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至严重破坏。战后，日本统治时期留下的物资基础亦所剩无几。以台湾光复前后的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产量为例：日本统治时期一般机械最高产量为8200吨，钢材1.8万吨，水泥30.3万吨，肥料3.4万吨，纸2.6万吨，棉纱539吨，煤285.4万吨，电1195百万度，糖137.4万吨，米140.2万吨。1946年降为一般机械980吨，钢材3000吨，水泥9.7万吨，肥料5000吨，纸3000吨，棉纱410吨，煤104.9万吨，电472百万度，糖8.6万吨，米89.4万吨。1949年，一般机械只有3666吨，钢材1.1万吨，水泥29.1万吨，肥料4.6万吨，纸1万吨，棉纱1805吨，煤161.4万吨，电854百万度，糖64.7万吨，米121.5万吨。生产状况如此恶化，得不到迅速恢复，而进口又受到外汇短缺的限制，致使人民生活贫困不堪，随着国民党的溃败，大量人口涌向台湾岛，导致人口激增。1946年，台湾人口为610万，1948年增至680万，1950年激增到790万，1952年高达810万。六年间，台湾增加了200万人口，尚不包括败退台湾的60万军队和未报户口的人数。这对于生产破坏、物资奇缺、人民生活十分贫苦的台湾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压力。虽然国民党退台时带去了一些资产，包括黄金、白银、美钞计5亿美元上下，以及生产设备和少量物资，但远不足以负担由大陆退台的200多万军民的生活需要。其直接后果，必然导致物价飞涨。从1946年至1949年，台湾的趸售物价上涨了1000倍。1949年至1952年，趸售物价又上涨了8.3倍。生产萎缩、物价上涨所造成的恶果，是台湾当局的财政预算赤字和外汇高额负债。1949年后，台湾当局为恢复经济和重整军备的支出十分浩繁，使财政预算连年有巨额赤字，加上恶性通货膨胀，遂使1950年至1952年的赤字高达5.36亿元新台币。由于退台初银行的债信未立，无法发行公债，除了抛售一点有限的黄金以外，只有向台湾银行透支，而台湾银行则以增发新台币来应付。1949年6月新台币发行时，最高限额应为2亿元，但到1952年度的发行额高达7.55亿元，远远超过其限额，助长了通货膨胀。财政赤字预算和通货膨胀形成了恶性循环。退台初，台湾的国际收支皆由台湾银行处理。1950年，台湾银行的外汇存底完全枯竭，被迫向“民航空运公司”借款50万美元应急。1951年初，台湾银行外汇负债达1050万美元，其银行信用卡已被外国银行拒收。台湾经济实已达到山穷水尽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