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叶飞传》中对金门战役也有详细的叙述。按计划，厦门战斗一结束就要进行金门战斗。但由于征集船只和船工都很困难，发起攻击的日期一拖再拖。当时不独是船，其他准备也不尽充分。解放军第10兵团情报部门对国民党胡琏兵团是撤往台湾还是增援金门判断不定，叶飞认为在胡兵团仍在海上徘徊时发起登陆进攻是一个战机，乃电令第28军攻取金门。
在解放军第10兵团的战史上有这样的记述：
此战也改变了金门命运，全台因此振奋，各种慰问犒劳纷至沓来，金门具有了更重要战略意义，成为拱卫台湾的军事重镇，自此与军队和军事结下不解之缘，形成独特的政治经济生态。其后，胡琏就任福建省主席、金门防卫司令、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主政金门。[19]
1949年10月30日，蒋介石是既十分得意又十分节制地在“革命实践研究院”作了长篇讲话。对金门的“胜利”，蒋介石充分肯定了这是“最彻底的一次胜利”，并提出“关于金门战事的经过，各位负责主官必须实地调查研究，提出一个具体的报告，而且要召集有关部门，对于这一次胜利加以彻底的检讨”。接着，在对战争的科学化与艺术化作了一些阐述后，蒋又把话题转到了中共的两大长处：“第一个长处就是‘情报’……实在是有其独到之处”；“第二个长处是‘军队政治工作’……之所以有今日的发展和胜利，他主要的是要归功于他们的军队政治工作。”他又指责：“现在我们一般高级将领的缺点，真是不胜枚举，我所知：第一是本位主义。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平时相处则互相磨擦，互相攻讦，在战场上则不能协同一致，互相合作。第二是包办主义。一切事情不论自己是否可以胜任，先就包揽下来，不许人家过问，其结果使得彼此争权夺利，而业务则废弛泄沓。第三是消极被动，推诿责任。凡事都要上级来推动，而不能认清职责，自主自动。第四在办事的时候，不能分别轻重缓急，不经过研究考虑，大而无当，粗制滥造。第五是含糊笼统，不求正确，尤其是对于时间、地点和数字，始终没有正确的观念。第六是因循苟且，得过且过。第七是迟疑犹豫，徘徊却顾。第八是主观自大，故步自封。以上这些毛病，不过是就我观察所得，列举出来的，遗漏之处，当然更多。”[20]
11月7日，蒋介石又在“革命实践研究院”作了题为《陆海空军联合演习要旨》，而实际上是借题说明所谓“革命建国的基本精神”，又借赞赏日本占领台湾几十年中的“许多建设”（特别是日月潭水利工程和阿里山入山铁道这两个工程），提出“这种孜孜不辍，践履笃实的精神，也才是真正的建国精神”。[21]
第三次复职
对前后三次复职，蒋介石在1950年3月13日有一个说法：
本人受总理的付托，领导革命以来，到现在为止，曾经三次下野，三次复职。第一次下野是民国十六年八月，当时党中一部分同志与汪精卫、鲍罗廷勾结起来，在武汉另组政府，形成本党内部分裂，以为我不下野，他们就不愿北伐。我为求党的团结，不忍北伐大业中坠，乃毅然下野。但是下野以后，不但是北伐无形停顿，而且不到三个月，政府机构无人管理，官兵薪饷没有着落，“共匪”在南昌、广州等地不断的暴动叛乱，国内呈现了一片混乱的现象……到了当年年底，中央常会决议，要我回京继续负责。于是我在十七年一月四日宣布复职，而以完成北伐统一全国为唯一使命。
我第二次下野，是在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因为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沈阳，本党同志认为我应该负沈阳失陷的责任；而且以为我不下野，则日本侵略将无止境，只要我能下野，他们就可以和日本觅取妥协的途径，国家的生存就有了保障。于是我接受党内同志的要求，再度下野。但是当我下野以后，日本的侵略有加无已，而政府内部之混乱，军队士气之低落，社会人心之不安，比我第一次下野的时候，更为恶化。于是中央决议要我回南京，而孙科院长亦亲到杭州，一定要我一同回南京……我当时鉴于内忧外患，如此紧迫，党国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只得顺从中央决议与全国人民一致的要求，再度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
去年一月，本人第三次下野。当年下野的情形以及一年以来的惨痛经验……今天不必细说。现在是第三次复职了……[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