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江牧师是在吹牛抑或是在卖弄野狐禅。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所著的《西安半月记》中，确乎将他的上帝着实感激了一番：“今日清晨，偶翻《旧约》，得某章有‘耶和华今要做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子’云云。午后余妻果至，事若巧合，然余妻冒险相从，非受宗教素养极深者，不可能也。”
撤退台湾后，蒋介石对基督教的灵修生活，更是从未间断过：每天起床后，他便和宋美龄一起祈祷默念，洗漱后再读《圣经》，念几首赞美诗，每当念到耶稣时，他就脱下帽子，向东方深鞠一躬。晚上10时做祷告后，沐浴就寝。
在众多的宗教书籍中，他最喜欢读《荒漠甘泉》。自1944年7月起直到病逝前，蒋介石每天坚持诵读此书。因为嫌原译本不够通顺达意，他遂命王家棫先生重译，经审查后，列为“革命精神”的修养读物。以后，蒋介石为他的宗教观解释说：“我总以为人生在世，特别是在反共抗俄与唯物主义战争期间，无论你有否宗教信仰，也无论你对宗教的观念如何，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宇宙之中，是一位神在冥冥中为之主宰的。”
为了礼拜方便，蒋氏夫妇还在台北士林官邸设立了礼拜堂。凯歌堂的牧师周联华是蒋介石的同乡，有好事者问周联华，你在凯歌堂讲道，怕不怕“总统”。周联华答称：“我对‘总统’的第一印象，是他老人家的鼻子以上，其眼睛部分是有父亲的威严，但他老人家鼻子以下，却如母亲一般的慈祥。我在凯歌堂讲道好多年，从没有害怕过。与其说是我没有害怕，倒不如说‘总统’没有使我害怕，我是像其他教会一样的讲道。”周联华的说法的确难避拍马之嫌，有人说周联华是“教棍”，此说虽尖刻，但切中要害。
但话又说回来，大概是看在上帝的份上，蒋介石对周联华还是很给面子的。据说孔祥熙在台湾的梨山修建了一所教堂，破土动工那一天，蒋介石、宋美龄与孔祥熙夫人宋蔼龄全到了，由牧师周联华负责在梨山筹备破土动工典礼。当时梨山还很荒僻，找不到人来帮忙，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只好找当地的山胞。山胞对唱歌是充满天才的，周就请梨山教会的牧师临时帮忙组织一个唱诗班。唱诗班组成后却提出一个条件说：“我们可以为你们唱诗，你可不可以请‘总统’讲道？”这下子可难倒了周联华，他说：“你们来唱歌已经很光荣了，我实在没有办法请他老人家为你们讲道。”没有想到在典礼快要结束、祝福之前时，蒋介石竟走到山胞面前开始讲道、训话和鼓励。对此，神父称蒋介石是他一生中所遇见过的一位最伟大的人物。
我们知道，对于宗教的信仰，往往是出于对命运的无从把握。蒋介石是强人，同样也是个常人，他应也有忧虑、恐惧、悲伤的困扰。而一个人越近于晚年，在许多地方就会显得更为孤寂无助。蒋介石信基督，并非在于教义本身，实在不过是寻找一个精神上的寄托罢了。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中说：“父亲得病于六十一年之秋，其后多在休养治疗之中，不论病情如何，父亲始终安宁静养，不烦不躁，有此修养，方得克服病痛。疾病初愈，即嘱儿在父亲胸前，代为挂上平时常带之圣母像……”
侍卫眼中的老兵
蒋介石早年从日本振武学校毕业后，曾在日军野炮部队服过役，因此养成了有规律、爱整洁的军人脾性。
早在大陆时期，蒋介石一天的工作、生活就非常有规律。据《蒋总统行谊》称：“（蒋）每天6时起床，决不晚起，起床后静坐片刻，做健身运动约数分钟，即开始工作。他首先检查昨日所做的工作是否完毕，一面计划今天要做的事。待计划择定后，就开始补写前一天晚上没有写完的日记，写罢就读书。要是在战时，即与前方将领通电话，听取情况，并指示机宜。读完书即开始办事，此时所办之事大都是重要的计划方案或紧急重要文稿、手令等。8时左右开始进早餐，饭后入书室阅览当天报纸所载重要消息，接着续办紧急公事。9时离官邸赴办公室处理政要。平时都在此时接见重要宾客或有紧要事件请示的各级首脑。10时左右会客，会客后或出席会议或向部下训话，批阅公文，到12时左右才回官邸。有时在回官邸车中也翻阅公文或考虑政务、翻阅报纸等。12时30分进午餐，此时多边吃边看电文。如果发给前线将领电，都是他亲拟稿交发，以免经过参谋长拟签呈核判行校对等手续耽误时间。饭后小睡约半小时或静坐休息。下午3时起又开始看公文，研究各方面送来的电报，闲时则看书报。4时起又开始会客，此时所见多为普通客人，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三四十人，每人谈话时间，以三五分钟为限，故会谈内容极简单扼要，如客人少公文不多，便在五六时许，偕夫人到郊外散步，借以考察民情与市政建设、军风纪等。傍晚7时30分左右进晚餐，饭后大都在8时以后与中央各部会首脑会商军政大计，或请专家研究问题。谈毕又批阅公文或看书阅报，补写日记。睡觉时间大抵10时到11时左右，睡觉前考虑次日应做的工作，兼做健身运动。如遇战事紧张，即使在深夜亦常用电话或电报指示前方军机，翌日仍准时起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