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学典礼上，蒋介石还亲自宣读了《革命实践研究院讲要旨》。
在开办“革命实践研究院”之前，蒋介石的确是窜来窜去，十分忙乱。7月16日，他飞到广州，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了所谓“保卫广州应注意的三件事”：一是“关于广州的政治，我以为莫急于禁赌、禁烟和禁走私”；二是“关于军事问题：我赞成政府决心保卫广州，并以广州为据点，以保卫大广东”；三是“今天社会堕落，人心动荡，士气消沉，当前的急务，实无过于转移风气，振作人心”。李宗仁回忆说：“身居幕后的蒋先生都要作更进一步的积极控制。7月14日他忽自台北率大批随员专机飞穗。自7月15日至20日，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梅花邨陈济棠旧寓召集一连串的会议。最后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名义通过议案，设立一项法外机构叫做‘中央非常委员会’，由中常会选他作主席，我作副主席，张群、阎锡山、吴铁城、吴忠信、陈立夫等为委员。洪兰友、程思远分任正、副秘书长。这完全是蒋介石为加强他对党政军的直接控制，而特地设置的叠床架屋的机构。”[15]8月7日，他又在韩国出现，发表讲话。9月13日，他一下子又飞到了成都，在四川省的所谓“绅耆及各界人士”茶话会上发表讲话。
接着，10月22日，蒋介石又出现在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作了题为《军事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的讲话。这一天没有讲完，在24日又继续讲这个问题。
一张嘴，蒋介石就说：“今天我要和各位继续讨论国军失败和共匪胜利的原因。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大家必须了解什么是军队战胜的基本要素，以及这个基本要素对于我们军队的成败利钝，何以能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他把这个基本要素归结为：“自从抗战胜利之后，我们政府具有如此悠久的革命历史，拥有如此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为什么到今天竟失败到如此地步呢……就是没有奉行三民主义之故。换言之，就是我们军队已经失却战胜的基本条件，就是我们军队尤其是高级将领已经失却了主义的信仰，我们的军队已经成了没有灵魂的军队！”接着，他把话题转到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评论，说中共领导的军队“是师法苏俄，以‘党’统‘军’，以‘党员’为‘军队’的骨干，以‘党代表’为‘军队’的核心”。接着，他又把话题转过去，指责他的部队与“军民情感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16]
在第二次的讲话中，蒋介石又分析了所谓“我们一般军队的缺点和失败的原因”。他说：“我们这次这样严重的失败，军事本身的原因固然很多，但非单纯军事的原因则更多，而且占着重要的成分。”这种“非单纯军事的原因”，蒋介石借用了“外国人批评我们军官的缺点”，概括有三条：一是“根本没有现代的军事学识，因为司令部和部队的事务，就要消耗他们大部分的时间”；二是“我们的部队长官，对自己的部队与官兵之间，处处发生上级官长与下级官长脱节，下级官长又与士兵脱节，官兵则与人民脱节的现象”；三是“美国人对我军队批评最重要一句话，就是‘中国士兵在他官长面前是没有人格的’，就是不当作士兵是一个人”。蒋介石又“反过来”说：中共领导的部队“实在没有好的武器，亦没有特别好的学问，但他们怎样可以打胜我们？他们就是靠他严格的组织、训练、管理与有计划的宣传，和彻底的研究学习，而且处处研究，事事学习。因为他们能够这样做，就可以用坏的武器打败我们好的武器，并以少数的部队，打败我们大部队”。[17]
10月30日，蒋介石又在“革命实践研究院”作了题为《敌我双方优劣之检讨及‘战争艺术化’的意义》的讲话。这是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金门受挫，损失了全部投入作战的三个团近万人，虽然蒋介石也不惜代价守金门，伤亡近万人，但按蒋介石的说法“这是我们剿匪以来最彻底的一次胜利”。
这一仗是怎么打的呢？
1949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厦门，接着要解放金门。当时解放厦门并准备解放金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司令认为：“金门岛弹丸之地，又没有什么坚固工事，守军名义上是一个兵团，实际上不过2万名残兵败将，说实话，要不是蒋介石严令固守，李良荣早在我军攻克厦门之际就弃岛南逃了。我用一个主力军加第29军的两个主力团攻金，已是绰绰有余了。再说原作战部署本来就是由第28军攻金门的嘛，没有必要再改变部署。我还是那句话：此役必胜！”[18]蒋介石在大小金门的守军是1.7万人和3000人。24日战斗一打响，蒋介石不仅派海军（“太平”号舰及“楚观”、“联铮”、“淮安”等舰和“203”号扫雷艇，“15”、“16”号炮艇）封锁大小金门的海面，而且增派胡琏兵团（第12兵团）的第18军第118师、第19军第14师、第18师52团和第11师的一个团。仗打得十分激烈。到了26日深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登岛部队已弹尽粮绝。27日上午金门战斗基本结束。事后总结经验教训时，毛泽东提出（11月8日）：“以三个团去打敌人三个军，后援不继，全部被敌歼灭，这是解放战争三年多以来第一次不应有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