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台湾当局并不满足，1977年9月，又宣布进行“十二项建设”，预计投资总额2300亿新台币，约合60.5亿美元。在“十二项建设”中，交通建设五项：台湾环岛铁路网、东西横贯公路三条、台中港第二、三期工程、改善屏东地区交通、扩建屏东至鹅銮鼻道路。工业建设两项：扩建“中钢公司”、继续兴建核电二厂、三厂。农业建设三项：改善农田排水系统、修建台湾两海岸海堤及全省重要河堤工程、农业全面机械化之促进。社会文化建设两项：开发新市镇、广建国民住宅和建立县市文化中心。“十二项建设”既是“十项建设”的延伸，又注意到了农业与文化建设。到80年代初，“十二项建设”陆续完成。
从上述情况来看，蒋氏父子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主持台湾经济革新，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台湾当局在制度建设上始终滞后于经济的高速发展，这就使得部分不法商人有机可乘，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并导致行政腐败。在这些要案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十信弊案”。
弊案的产生，要从蔡万春、蔡万霖兄弟说起。蔡万霖是台湾苗栗县人，原先在新竹随其兄蔡万春以贩卖蔬菜为生，后来又贩过大米、酱油杂货。生意做得顺手，于是又四面出击，经营建材、塑胶、建筑、保险等行业。五六十年代台湾经济起飞，蔡万霖兄弟也迅速发家，并取得了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的管理权。1957年，蔡万春出任“十信”理事主席，首创一元开户和夜间营业的储蓄制度，宣布“只要存一元就可以当十信的客户”。“十信”的新式作风获得了民众的热烈响应。许多家庭主妇上街买菜时都要顺道前往“十信”开户，连蒋介石也亲自到“十信”开了一个户头，以鼓励“全民储蓄风潮”。“十信”因此迅速发展起来，除总社外有17家分社，拥有10万社员，吸储170亿新台币，成为台湾最大的信用合作社。
1961年，台湾开放民间保险业。台湾省籍名人林顶立因财力不足，求助于台北商界闻人张祥传，张祥传又求助于蔡氏兄弟，欲共办由林顶立为董事长的国泰保险公司。蔡万春答应了，他知道保险业是个肥缺，私下誓言“国泰”董事长由林顶立任终身职，他自己只任副董事长和总经理，蔡万霖为副总经理，其弟蔡万才为总干事。当时，台湾人寿保险业竞争异常激烈。但蔡氏兄弟自有一套办法，他们千方百计拉拢军政官员和民意代表，雇佣了大批退休官僚，“总战部中将副主任”肖政之、“陆军政治部中将主任”华心权等退役后都在蔡家帮忙。“国泰”名下的“来来香格里拉大饭店”更以贵宾卡遍送政要、军头、“立、监委员”和情报官员，持卡者可随时到饭店无偿享受豪华招待。由于官商勾结，“国泰”在台湾保险业中后来居上。70年代末，“国泰集团”已拥有近百家企业，资产超过25亿美元。1979年，蔡万春中风，蔡家一分为五。蔡万霖自创霖园企业招牌，并把“国泰”治理得井井有条，成为台湾首富。1972年，蔡万霖接任“十信”理事主席，慢慢将其变成了本家族的财务公司。
1979年7月，台湾“财政部”对“十信”进行全面突击检查，发现“十信”以造假账虚增存款、签发不实存款证明、透过人头集中放款给关系企业等违规不法事项。“财政部”对“十信”罚款150万元，并给予蔡万霖警告处分。蔡万霖即将“十信”传给蔡万春之子蔡辰洲。蔡辰洲为支撑“国塑”等亏损企业，更加变本加厉。“财政部”屡查屡禁不止，只得于1983年5月起联合有关部门，派六人小组进驻“辅导”。但蔡辰洲自恃是“立法委员”，又有蔡家“十三兄弟”护航，胆色愈壮，继续进行不良放款。1983年，“十信”放款额已累计达35亿新台币。1984年底，调查局将“十信”违章放款日趋严重的报告送呈蒋经国。蒋经国批示财经当局依法处理，“十信”弊案终于爆发，并牵及“国泰集团”。
1985年2月9日，“财政部长”陆润康宣布由合作金库接管“十信”，勒令“十信”暂停营业三天，理由是放款总额154亿，而存款总额只有151亿，已无力支付储户提款。11日，“十信”出现疯狂大挤兑，两天被提走60亿以上款项。为平息风暴，台湾合作金库决定接管“十信”，承诺保护存款人利益，无限制予“十信”资助。不幸的是，民众的金融恐慌一旦蔓延开来，无可遏止。短短几天内，号称台湾第二大企业的国泰信托公司被挤兑150亿新台币。同时，蔡辰洲的“国塑”及其名下企业也出现了严重退票现象。“经济部”接受“国泰信托”和“国塑”的申请，进行全面接管。“国塑”职工高达40亿新台币的存款随之血本无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