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战略调整中，尼克松政府也逐渐认识到：美国应该“抓住中国的现实”，尽快调整对华政策，即由过去的敌视、孤立、包围中国，改为利用中苏矛盾、缓和中美关系，以便从越南脱身和抗衡苏联。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其就职演说中表示：“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民都不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44]任何一个对政治稍有留心的人都明白，尼克松寻求的“开放的世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月1日，尼克松再次向基辛格表示“应鼓励政府探索与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并指示这种探索“应私下进行”。基辛格遵照尼克松的指示，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对美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美国同中国进行接触的可能性，及美国的利弊得失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会后，由国务卿罗杰斯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愿意通过“对话”同中国接触，缓和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着手建立一种比较富有建设性的关系”。[45]在基辛格的主持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智囊们经过反复磋商，起草了一份编号为“NSSM-14”的文件，为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提供了建议。不幸的是，这个月的晚些时候发生了中国驻荷兰临时代办廖和叔叛逃美国的意外事件。中方在向美国提出抗议遭拒绝后，断然决定推迟举行原定于20日举行的中美大使级第135次会谈。
此后，尼克松仍通过多方渠道为改善美中关系而不懈努力。1969年3月，他在与戴高乐会晤时再次重申了改善美中关系和结束越战的决心。7月，尼克松在出访亚欧大陆的行程中，也没有忘记委托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传递口信，希望尽快对话。8月，续珍宝岛事件后，中苏边界发生了新的流血冲突。尼克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明确指出“苏联是更富有侵略性的一方”。他希望美国民众注意到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如果苏联在同中国的对抗中得逞，它就可以将其全部军事力量转向西方，从而对美国的战略安全利益构成极大的威胁。
为向北京表示和解的诚意，尼克松政府率先在具体政策上作出了一系列让步：（1）1969年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六类美国人可以观光身份访问中国大陆，从海外归来的美国公民可以带回价值100美元的中国大陆制品；（2）1969年12月1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公民可以与中共进行非战略性商品的交易，并废除对美国公民携回中国大陆商品价值的限制；（3）1969年12月25日，美国第七舰队舰艇在台湾海峡的巡逻由定期改为不定期；（4）同日，白宫声称不再向台湾当局提供原先应允的一中队F-4D型飞机；（5）1970年1月26日与28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投票通过，在军事援外法案中，将原供台湾购买的前述一中队F-4D型飞机的5450万美元经费，予以删除。[46]
面对华盛顿的“友好”表示，北京方面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考虑。应该说，当时中国在国际战略态势中的境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糟糕的：在东面，要时刻警惕台湾方面的窜犯；在西部，同印度的关系尚未缓和；在南边，承担着援越抗美的重任；在北面，中苏关系又处于剑拔弩张的对峙局面。为了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高达600余万人，军费和直接的国防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4（此数字还不包括三线建设和人防工程等间接开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没有理由不去利用美国人的“均势政策”，以达到加强自己在国际格局中的地缘依托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等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1969年7月11日，老帅们向周恩来总理递交了一份名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报告，指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报告还判定“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的安全威胁比美帝大”。此后，从7月下旬至9月中旬，四位老帅又就是否联美抗苏的重大课题进行了反复研究。经过十次讨论后，他们提交了题为《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报告，提出为国家的最高利益着想，实行“联美抗苏”不无不可。毛泽东对老帅们的意见进行了慎重考虑，毅然决定改善中美关系，建立一个从中国经中东到西欧，越过大西洋到加拿大、美国，再经过太平洋至日本，并且包括太平洋南岸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与此同时，再将这条线周围的一大片亚非拉国家团结起来，形成“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格局。陈毅兴奋地说：“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