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引起社会的连锁反应，台湾许多地方性金融机构和企业集团出现挤兑和退票风潮，债权人和其他苦主纷纷上街游行，报刊和民意代表强烈批评财经当局失职，要求追查责任。结果，各种暗藏的腐败纷纷浮出水面。据香港报纸披露，国民党“立法委员”向“十信”作“无适当担保借款”者，初步查明就有五人，其余牵涉入案的中下级官员更是不知其数。为向台民有个交代，台湾当局逮捕了蔡辰洲，“经济部长”徐立德、“财政部长”陆润康引咎辞职。“十信”风暴使民众对整个经济结构失去信心，进而对国民党的“全面革新”产生怀疑，这种情绪几乎伴随着蒋经国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行程。
三 “外交战线”的溃决
不祥的先兆
1968年，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战胜民主党候选人赫伯特·汉弗莱。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37届总统。
尼克松上台时，面临的是前几任总统撂下的一大堆政治包袱。就国际形势而言：（1）苏联的实力迅速增长。古巴导弹危机之前，美国的战略核武器无论在“质”或“量”上均占明显优势。美苏陆基洲际导弹数量的比例是294枚对75枚，潜射洲际导弹的比例是144枚对0枚。但到了1970年，美苏陆基洲际导弹数量的比例变成了“可悲”的1054枚对1300枚。（2）西欧和日本的民族主义随其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增强，进而在外交政策、关税、贸易限额等方面与美国发生越来越多的龃龉。（3）越南战争仍在进行之中。尼克松政府必须维持54万侵越人员的巨大消耗，应付平均每周200人的兵员伤亡。就美国国内形势而言：（1）经济开始出现衰退的征兆。1968年，美国财政赤字已达605亿美元，而贸易顺差仅有8.4亿美元。次年，战后第五次经济危机如期而至。（2）国内民众反战情绪日益高涨。1965年，民意调查显示25%的美国人认为介入越南是一个错误。到了1968年，持此种看法的人数比例上升到了50%。
在诸多问题中，最为严重的是苏联趁美国深陷越战“泥淖”之际，依托其迅速发展起来的军事实力，积极推行南下战略，企图夺取或控制连接中东与亚洲的海上通道，切断美国与欧洲、日本的海上运输线，进而包抄欧洲。事实表明，“北极熊”已公开走上了与山姆大叔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因此，适时调整外交策略，遏制苏联的扩张势头，成了尼克松政府的当务之急。
尼克松是加利福尼亚人，曾就读于杜克大学法学院，并获律师资格。二战期间，他曾在海军服役。1946年，33岁的尼克松当选为众议员，成为最年轻的议员之一。尼克松在其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以反共著称。做众议员时，他不遗余力地支持杜鲁门对苏“遏制”政策，并积极参加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狂热地侦察所谓“共产党的颠覆活动”；担任参议员期间，他唯麦卡锡马首是瞻，成了当时美国反共迫害运动的一只鹰犬；在八年副总统任内，他竭力支持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全球干涉政策；越战爆发后，他极力主张战争升级，并到处发表言论，指责肯尼迪和约翰逊政策不力。但尼克松与那些政治“偏执狂”又有所不同，一旦形势发生转变，他还是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的羁绊，作出较为理智的反应。
在具体策略的调整上，尼克松获得了哈佛大学教授亨利·基辛格的支持和帮助。基辛格是德国人，1938年为逃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而举家移居美国。他认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只能通过所谓大国间的实力“均势”才能维持，而美国的外交也只能靠实力才能得以实施。尼克松对基辛格的“均势外交”理论推崇备至，遂委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要职。基辛格赴任后，立即将其领导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智囊精英从杜鲁门时期的10人扩展到了150人，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和调整立下了汗马功劳。
根据“均势外交”理论，尼克松四面出击，企图在全球范围内结成联合抗苏的“统一战线”。1969年2月，他先后对比利时、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法国进行了旋风式的访问。7月，他出访亚洲，在关岛发表了美国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政策的讲话：（1）美国将“恪守”美国的“条约义务”；（2）但在“国内安全”和“军事防务”问题上，美国将鼓励并期望亚洲国家本身来处理，“逐渐由亚洲国家本身来负责”。尼克松的关岛讲话要旨，很快就被媒体称为“新亚洲主义”或“尼克松主义”。11月，美日达成延长美日《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协议，美国得以保持在冲绳的军事设施和部分地区的使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