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严家淦在财经界时间不长。60年代中后期，蒋经国开始进入台湾最高决策层。1965年，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1969年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掌“经合会”，取代了严家淦。蒋经国在接收严家班底的同时，重用俞国华、李国鼎、陶声洋、费骅、张继正等人出任要职。俞国华出身国民党官僚世家，其父早年就追随蒋介石，其叔父是担任过“交通部长”的陆军上将俞鹏飞，堂哥为蒋介石侍卫长俞济时，他本人大学毕业后即担任侍从室秘书，被蒋派往国外学习财经。1977年，俞国华担任大权独揽的财经五人小组召集人，又继任“经建会”主任委员，成为蒋经国手下财经第一总管。李国鼎毕业于剑桥大学，1953年出任工业委员会一般工业组长，后与严家淦相善，接掌“经济部”及“财政部”。1969年，成为蒋经国麾下主政经济建设的实际负责人。
“太子”上台后即着手进行第四、第五期四年计划，开始了所谓的经济革新，其主要内容是引导台湾经济继续由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应该说，经济革新与党务革新、行政革新、人事革新、宪政革新有很大的不同。后四者的主要变革压力来自岛内，甚至就源于国民党本身。而前者的变革压力却来自岛外，是由当时的国际分工体制所决定的。
在殖民主义时期，国际分工是指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一种强制性“合作”关系，“工业日本，农业台湾”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殖民主义时代的结束，这种血淋淋的旧体制逐渐走向消亡。50年代末期，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导致社会生产力的空前提高和跨国公司的兴起。发达国家政府按照凯恩斯学说实行高工资高消费，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世界各国之间的工资差别，逐渐成为影响商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发达国家已无利可图的劳动密集型传统工业部门，便大量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为追逐高额利润，致力发展高新产业和收益高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也将各个生产环节中的人力加工工序转移到工资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于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地区之间逐步按照资本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两种工业类型构建起一种新型的国际分工体制。
严家淦与蒋经国
新型国际分工体制，最早出现在香港以及经济刚刚复兴的日本。50年代末期，香港和日本的纺织品以其低廉的人工成本在美国市场上击败美国纺织品取得竞争优势。60年代中期，台湾廉价纺织品开始参与国际分工，逐渐在美国市场站稳脚跟。此后，台湾卷入新型国际分工的工业部门不断增加，从最初的纺织部门发展到服装、鞋靴、合板、玩具和日用杂品。70年代，一些跨国公司把资本密集型电子产品需要人力加工的部分工序转移至包括台湾在内的工资低廉地区，新型国际分工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总而言之，战后新型国际分工体制使台湾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获得广阔销路，成为保障台湾工业扩大再生产过程顺利进行的主要条件。台湾的出口贸易也随之由赚取外汇抵偿进口的辅助性产业，变成带动和支配台湾经济发展的主导性产业。特别是在美援停止以后，国际分工成为规定和影响台湾经济发展进程的主导因素。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台湾经济在由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的过程中完全处于一种自作自为的状态。当局在幕后的指引和培植无疑有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蒋经国在经济革新期间主持设立加工出口区的政策，弥足重要。
早在1956年，“经安会”即在高雄港划出特定区域，准备设立加工外销基地，后因该机构撤销，此设想也便束之高阁。1959年，“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工业发展投资小组”重新对划出特定区域发展外销工业问题进行研究，并对香港工业飞速发展作了分析。研究结果认为香港本身是个自由港，这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于是有人建议借鉴其经验，在台湾也设立一个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
然而，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均需要有物资、资金、人员进出的自由，还要有较大的腹地，以便对产品有消化和储藏功能。台湾是一个海岛，幅员有限，而且它的政治地位特殊，根本不可能实现物资、资金、人员的自由出入。于是，研究者建议建立一些某种形态的工业区，有限度地给予这些工业区以若干优惠便利，使其既有自由贸易区的优点，又能有实际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