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蒋经国升任“行政院长”后，立即落实“本土化”方针，以缓和积聚多年的省籍矛盾。他不仅提出了“台人治台”的口号，而且还设计了一个号称“大有为政府”的“组阁”方案：由台籍徐庆钟任“行政院副院长”，林金生任“内政部长”，高玉树任“交通部长”，并在“政务委员”中引入李登辉、连震东、李连春等三名台籍人士。
同年，台籍刘阔才被国民党推选为“立法院副院长”，戴炎辉被推选为“司法院副院长”、谢东闽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1973年，台籍周百炼又被国民党推选为“监察院副院长”。
综上所述，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除“内政部长”一职按惯例仍由台籍人担任外，国民党又将行政、立法、司法、监察等四院的“副院长”、“交通部长”、“台湾省主席”以及三席“政务委员”职位交到了台籍人士手中。
1975年，蒋经国当上党主席，加快了提拔台籍人士进入中常会的节奏。1976年11月，国民党十一届一中全会增选林金生、蔡鸿文为中央常委，台籍名额增至五名。1977年3月，国民党十届三中全会又增选徐庆钟为中央常委。1979年12月，十一届四中全会又增选林洋港、李登辉、邱创焕、洪寿南为中央常委，台籍名额达到九名。1984年，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二中全会，又增加许水德、高育仁、张建邦、连战、黄尊秋等五人为中央常委（林金生、蔡鸿文退出；徐庆钟已退休，空缺名额由辜振甫担任），使台籍人的名额上升为12名。1986年，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又选出吴伯雄、施启扬为中央常委，台籍人名额增至14名，占中央常委总数（31名）的46%。国民党中央的各部会及各地方党部，也陆续由台籍的“青年才俊”出任负责人。
同时，各级行政机关也加大了引入台籍人士的幅度。1978年，蒋经国提名谢东闽为“副总统”。1984年，台籍施启扬出任“法务部长”。至此，在“行政院”的八部二会中，台籍人占据了内政、交通、法务三部；在总共七名“政务委员”中，则有台籍高玉树、张丰绪、郭为藩、萧天瓒等四人，超过了半数。1987年，台籍黄尊秋和林洋港又分别出任“监察院长”和“司法院长”，原来由台籍人士担任的这两部副职则仍由他们的小老乡续任。
至蒋经国去世前，由台籍人占有的重要位置有：“副总统”、“监察院长”、“司法院长”，行政、立法、监察、司法等四院的“副院长”，三名“部长”，四名“政务委员”，“台湾省主席”，台北、高雄两“院辖市市长”，以及78%的省政府单位首长、100%的县市长。党内有14名中央常委、4名中央副秘书长、2名工作会主任、6名副主任，以及台北、高雄市党部主任及绝大多数地方县市的党工负责人。
“本土化”方针的实行，使国民党得到相当一批台籍政治人才的合作，其统治基础也相应得到巩固。但是，上述各项人事任命，距离清除省籍矛盾的目标还相距甚远。国民党政权的重心是军队和特务系统，这两个系统仍由外省籍人掌握，并不敢有丝毫的放权。在拥有决策效能的“中央常委会”内，虽然台籍人的比例越来越高，但真正有发言权的仍然是大陆来的“党国大老”。“行政院”各部会中，国防、外交以及经济、财政等主要部的“部长”也仍由大陆人士担任。
另一方面，国民党的“适度”让步，也极度刺激了台籍人的参政胃口。只要外省人在各权力系统中仍占多数，他们就有“理由”宣称所谓“本土化”不过是一场骗局。而旅居台湾的外省人则又认为“政府”在人事任命上对台籍人过于倾斜，甚至有纵容“台独”的嫌疑。这样，台籍人对大陆人的嫌隙尚未弥合，却又新产生了外省籍对台籍人的怨心。
经济革新与“十信弊案”
1964年，陈诚因病辞去“行政院长”之职，该职由严家淦继任。严家淦理财有术，业务娴熟，蒋介石对他十分倚重。此时，俞鸿钧、尹仲容等人相继离开了台湾财经中心，新一代的李国鼎、俞国华未成气候，杨继曾等陈诚派由于大势已去也难有作为。于是台湾财经界几乎形成了严家淦一枝独秀的局面，只有“夫人派”徐柏园尚可争锋，经蒋介石斡旋，“严掌经建”，“徐握财金”，双方相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