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理增补选以后的“中央民意机构”，人称“一个锅，三种米”：在“议员”产生方式上，有不选而任、“补选”而任、遴选而任、当选而任；在任期上，有终身制和任期制；在资格上，有“民意代表”、“职妇团体代表”和遴选“华侨代表”。
台湾当局将1948年选出的“终身代表”和1969年“增补选”的28名“终身代表”合称“资深代表”，将1972年以后选出的代表称作“增额代表”。“增额代表”与“资深代表”相比，有三大优势：（1）经由选举产生，名正言顺；（2）年富力强，精力充沛；（3）普遍受过高等教育，议政素质高。而“资深代表”与“增额代表”相比，也有三大优势：（1）人多势众，如要强行通过提案，他们可稳占多数；（2）终身任期，说话行事都可少许多顾虑；（3）经验丰富，往往在议会辩论中，能抓住对方的片言只语，反败为胜。一般而论，“增额代表”议政比较大胆泼辣，观念也比较新，因此人数虽少却风头甚健。但到最后投票时，还是由占绝对多数的“资深代表”主控大局。
随着“中央民意机构”造血功能的进一步改善，“增额代表”中与国民党唱反调的党外人士逐渐增加。他们取代了当年CC派开明分子的地位，成为“立法院”内桀骜不驯的“刺头”。面对来自党外的威胁，“资深代表”们不得不组织“统一战线”，争取用一个声音说话，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当年慷慨激昂议论时政的CC派“开明立委”，如今或者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为当局的政策辩护，或者保持缄默。至于在“增额代表”中占绝大多数的国民党员，虽然在同党外代表的对垒中，站在本党立场与“资深代表”协同作战，但他们无论在年龄、学历，还是在成长背景等各方面均和“资深代表”有代沟。他们不仅将“资深代表”们建立的游戏规则视为迂腐，而且对老朽把持“国会”心怀不满，因而自然形成一个小圈子，有意无意地把“资深代表”排斥在外。“资深代表”对“增额代表”的反叛亦是极为敏感。他们因年高体弱，很多人已不能出席会议，能出席者亦难以胜任激烈的辩论和质询。越是这样，他们越是怕被人看不起，于是也结成联盟，声称要以“无声的多数”取胜。
对于国民党而言，“资深代表”和“增补代表”两者不可或缺。前者是“中华民国”的法统所系，表明台湾政权是“代表全中国”的“中央政府”；后者则是国民党民主化的门脸，证明国民党的统治是得到多数台湾民众的支持的。但当“资深代表”和“增补代表”的利益发生冲突之时，蒋氏父子的意见总还是倾向维护前者。这倒并不是说“总裁”抑或“太子”对老朽当政有什么好感，实在是因为如要维持“法统”就必须由大陆籍的代表占据“中央民意机构”的多数席位。一旦增补选的台籍代表人数过高，非但“中国国民党”将沦为“台湾国民党”，而且“台独”的威胁就会日趋严重，“国”也将不“国”了。基于以上的原因，蒋氏父子数次驳回“增额代表”们提出“国会全面改选”的主张，台籍代表的席位也始终被限制在较小的比例范围之内。
但在另一方面，蒋氏父子也认识到，要想造成国民党在台湾的长治久安，“占台湾人口85%的台籍人士的人心是一个重要的关键”。[40]为了消弭台民对“宪政革新”的失望和不满，蒋经国不得不提出“本土化”的口号。其具体做法是：在党政军各系统内平均分配台籍人与外省人的权益，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妥协点。
此前，蒋介石也不只一次地强调要打破省籍樊篱。他提拔过一些台籍人士，主持过所谓的“地方自治”。但总的说来，效果很不明显。国民党政府迁台的头十年中，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台湾省政府”，其公务人员基本上是从大陆迁去的国民党人。县市一级的基层行政单位，虽有一些台籍人士参加，但更具权力的国民党部，“大都由中国大陆出身的党员所担任”。[41]《自由中国》曾辛辣地指出：“在中央各院部会中竟没有一个台湾人，这是不是能够使台湾人相信我们已经恢复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呢？”“在若干台湾人的心目中，统治台湾的是大陆人。”[42]以后，虽陆续有些台籍人士被引入政界，但多数只能在地方政治中发挥作用，至于“中央”这一层面，则只有一两个人作象征性的点缀：在1972年前，历任“行政院”的八部二会首脑及“政务委员”中，只出现过三位台籍人士，即连震东、蔡培火、徐庆钟；在国民党中常会内，情况更是糟糕，“改造”时期共有两名台籍委员，这个记录竟然被保持了20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