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说来，这次“输血”工程受到“宪法”的严格限制，所以规模较小，无法缓解“法统凋零”的紧迫压力。为此，台湾当局决定放弃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再次祭起《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个法宝，摆脱“宪法”的束缚，从根本上改善“中央民意机构”的造血功能。1972年2月，台湾当局召开一届五次“国大”，在“临时条款”中增列一条“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得依下列规定，定颁办法，充实中央民意代表机构，不受宪法第二十条、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一条之限制”。蒋介石在闭幕式上发表演讲，称：“国父说：‘宪法者，国家之组织法，民权之保证书也。’今天国民大会显著的成就，乃在谋国家法统的昌大——由于宪法临时条款的修订，就业已可以预期自由地区、海外地区，青年才俊的结合，民意基础的扩大，而这亦就是我们戡乱复国力量的集中！国民大会又一显著的成就，乃在谋民族命运的绵长和发展——由于宪法临时条款的授权，亦就是使政府力足以肆应变局，从而保有其突破一切艰难险阻的自信，这也就是中华民族终必由剥而复、贞下启元的再保证！”[39]
3月，蒋介石发布《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办法。6月，他正式宣布大幅度增加台湾地区所产生之“中央民意代表”的名额，计“国大代表”53名、“立法委员”51名、“监察委员”15名，共计119名。同时，考虑到“补选”可享终身制而“增选”不能，等于人为制造矛盾。故从此停办补选，只办增选。也就是说，1972年以后从台湾选出之“中央民意代表”与原在大陆选出的代表待遇不同。他们不是“万年国代”、“万年立法委员”、“万年监察委员”。增选“国大代表”和“监察委员”，每六年改选一次，增选“立法委员”则每三年改选一次。
为了在增额代表中稳占多数，国民党又想出“遴选”方法，即在《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中规定：“其须由侨居国外国民选出之‘立法委员’及‘监察委员’，事实上不能办理选举者，得由‘总统’定颁办法遴选之。”围绕着这一条款，“国大”内部曾发生激烈争吵，相当一批“国大代表”认为“宪法”中并无遴选字样，遴选就是指派，是行政系统插手民意系统，完全违背五权分立原则。如“监察委员”有弹劾“总统”之权，但被“总统”遴选的“监察委员”又怎么会行使此权？但是，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协调之下，最后“国大代表”们仍照原案通过了这一条款。计1972年的“遴选”名额为“立法委员”16人，“监察委员”5人。除遴选名额外，国民党还在增选席位中辟出职业团体和妇女团体的名额，这在表面上是为了照顾各方面的“代表性”，实际上职业团体和妇女团体均为国民党所把持，这部分名额自然也就成了其他党派无法染指的禁脔。
在这次增选之前，国民党原想把增选出来的代表作为“次届”代表，并准备将“终身代表”同于“次届代表”。不料，风声走漏，引起“终身代表”的强烈反对。因为“终身制代表”之所以得享“终身制”，就是钻了“宪法”第二十八条的空子。如“次届”永不召开，他们就永远在任；“次届”一开，他们的合法性和代表性立即化为乌有。再说，这次增选名额一共119名，不到“终身代表”总数的1/10，而且“增额代表”只代表台湾地区或海外华侨，而“终身代表”号称代表中国大陆，如让他们同于“次届代表”，在法理上也确实说不过去。这些“终身代表”并向当局提出反要求：让增额代表“充实”第一届代表，而不能让第一届代表去“依附”增额代表。由于“终身代表”是“法统”所系，蒋介石也不愿和他们闹得太僵，故最后同意取消原议。
这次“造血”，共增选“中央民意代表”119席，其中遴选名额占21席，剩下98席由国民党和党外人士竞选。结果，国民党当选82席，党外人士当选16席。这16名党外人士中，有些人是亲国民党的或严守中立的，真正属于在野反对派的则仅有5名左右。但不管怎么说，“中央民意机构”部分开放，毕竟使民众增加了选择机会，也为反对派人士开辟了参政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