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月5日，“据报富顺为共军所陷，旋查知共军并未进城，只在泸州途中用电话恐吓富顺县长，而县长及军政人员即惊慌失措，闻风逃避，县城无人防守，遂致陷落。父亲与胡宗南长官研究作战方略，决集中二十六军于自流井与内江之线，以遏止共军向乐山方面进窜，并拟定川中此后全般部署与战斗序列。然自流井已于夜间失陷，决战方案遂失作用。内江已陷，遂宁情况不明，仅银山铺方面尚有我部队布防。”
同月7日，“父亲今日约刘文辉、邓锡侯来见，彼等避不应召，反来函称：‘王方舟主席与其为难。’其实彼等已受共方威胁，决心投共，故已无所顾忌矣。”“正午会报，提议设成都防卫司令部，以示作战决心”，“对于中央政府驻地问题，曾经数度研究。其初，拟迁西昌，固守西南，俟机反攻，收复失土。到此乃知大势已去，无法挽回矣。因于晚间作重要决定，中央政府迁台湾台北，大本营设置西昌，成都设防卫总司令部。此时胡宗南部队已翻越秦岭，跋涉长途，转到成都平原。以六百公里与敌对峙之正面转进，至一千余公里长距离之目的地，而竟能于半个月时间内，迅速完成，且主力毫无损失，亦战败中之奇迹也”。
同月8日，“行政院”“召集紧急会议，决议迁都台北，并在西昌为设置总指挥部，继续与共军作战”。
同月10日，“父亲近数日来徒以胡宗南部未能如期集中，必须逗留成都，以掩护其达成任务，故屡次准备起行而又屡次中止。今日以昆明又告陷共军手中，乃询各方意见，决回台北处理政府迁移各种要务。临行复与胡宗南长官单独面谈三次，始觉放心。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下午二时起飞，六时三十分到达台北。”
虽然蒋经国在文中有吹捧蒋介石之言，但总体上还是实事求是地记录了当时蒋介石在西南挣扎及最后失败的景况。
在成都期间，蒋介石还在12月4日接见了美联社记者，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将永为独立自由而战》的谈话，表示：“吾人虽遭受许多挫折；但并不灰心，圣经有云：我已宣誓‘虽然自己受害，亦不更改’。”同时，他非常恼火，这次离开西南回到台湾只过了几天就自责：“这次重庆一般高级将领精神的崩溃，道德的坠落，实在使得我灰心失望。可以说我们革命军初期同生共死共患难的精神，到今天已经扫地净尽了！”
蒋介石回到台湾后，就他这次在西南的最后挣扎，于12月12日在“革命实践研究院”作了一个题为《西南战局演变之经过》的报告。
一开头，蒋介石就说了他为什么要赴西南：
我是在上月十四号由台北飞往重庆的。十三号晚上我就接到了一个报告，知道“匪”已经占领贵阳郊外的图云关，贵阳市的国军已经撤退，贵阳的失陷，不过是时间问题，而且这时四川彭水旧城亦已撤守，川东门户洞开，重庆又受震动……川黔滇三省，可以说是一个单位，三省之中任何一省的军事政治如发生变化，则其他二省亦必受到连带的影响。尤其是贵阳市为重庆昆明交通的枢纽，贵阳一失……川滇两省人民，在心理上也要感受共匪的威胁。而且川滇环境特殊，政治军事情形复杂，为此大敌压境之际，内部难免不发生意外的变化，使大局限于无可挽救的地步。因此，我觉得在危急的关头，我个人应该去到西南和当地一般忠贞不二、反共到底的军政干部，同生死、共患难，以期竭我心力而图补救……我在这种分崩离析的局面之下，去到西南，原是抱着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心理。
接着，蒋介石吹嘘了他这次赴西南的成绩：
在我留驻西南的二十六天之中，由于我苦心的调度，军政干部昼夜不断的努力，完成了一件极端艰巨而且极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就是掩护胡主任宗南四十万大军的转移……胡主任现在负西南整个军政的责任，我相信他一定可以率领我们革命军最后一部分菁华的部队，在这一个地区上建立起坚强不拔的基础，作为我们大陆反攻的根据地。
再接着，蒋介石就所谓“西南前线一般将领的心理精神”作了分析。他认为：“一般守土有责的高级将领，拥有比敌人优势的实力，在还没有和敌人接触的时候，他心中早就有了一个腹案，就是怎么样脱离战场，从那一条路逃到那一个偏僻安全的地点，苟全生命。”蒋介石特别点了宋希濂、罗广文的名，说“这一次西南军事的失败，宋希濂应该负最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