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了，蒋介石还就西南的“战术”作了评述。[12]
四 在台复职
开办“革命实践研究院”
这似乎是蒋介石的一贯手段，也显示了蒋的确是“治心即治兵之本”、“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思想，他一到台湾就开办了一所“革命实践研究院”，类似于黄埔训练、庐山训练、南京训练。这个时候搞这所研究院是为了总结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同时旨在为残兵败将“打气”。
1949年6月26日，蒋介石在台北出席东南区军事会议总理纪念周时发表了题为《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的长篇讲话。一开口，蒋介石不得不说：“我们在军事屡败之际，到台北来举行总理纪念周，实在觉得惭愧万分！”接着蒋介石不厌其烦地用所谓“民国纪元以前本党同志在总理领导之下，为颠覆满清而奋斗，其间经过十次的失败，才能获后的成功”，以这“十次”的介绍作铺垫，把话最终转到正题上，说：“如果我们一般干部同志真正能笃信主义，实践革命，真能协同一致，坚持到底，那我可以断言：不出三年，共匪一定不打自倒。”于是他对高级将领提出了一个要求：“在目前这个阶段，问题的中心尤其在于军事。军事不能支持，则其他政治经济的改进，都无法实现；反之，如果军事能够稳定发展，则其他一切政治经济的措施，都可以按日计程的推动。因此我们一般高级将领今后所负的责任，特别的重大。”“我以为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如果能够消极的不贪污、不走私、不吃空、不扰民；积极的又能精诚团结、事事公开、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尤其是对部下能够同甘共苦，信赏必罚，那我们部队战斗的精神和力量，在最短的期间，就一定可以恢复，不出三年，我们就一定可以消灭共匪！”[13]
1949年10月16日，『革命实践研究院』正式开学。
经过一番张罗，“革命实践研究院”在台北阳明山上开张。蒋介石亲自兼这个院的院长。很显然，这个“革命实践研究院等于是跟党平行，也是党内的教育机构”（《蒋经国口述自传》中说）。1949年10月16日正式开学，蒋介石在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革命·实践·研究三个名词的意义和我们革命失败的原因》的长篇演讲。在这个讲话中，蒋介石说了这么一些话：
本人这次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召集大家到本院来学习研究，唯一的意义就是要从我院长本人起，到每个学员止，大家都要检讨过去的错误，反省过去的罪过，了解我们过去失败的原因，求得一个具体的结论。然后研究如何战胜我们的敌人。
今天我们革命事业，遭受如此严重的挫折，原因当然很多，不是今天一两点钟之内所能列举的。如果我们对自己宽恕一些的话，那只可以说我们自北伐以来……我们没有一个休养整顿从事建设的机会，以致我们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都不能树立健全的基础。
上面说我们今天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自从抗战末期到现在，我们国民革命军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不能想象！
至于军事失败的近因，乃是由于我们战略的错误。我们政府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战略上一经犯了错误，那在战术上是无法补救的。
接着，蒋介石又将“革命实践研究院”分成什么叫“革命”、什么叫“实践”、什么叫“研究”，并对其作了不厌其繁的解释。
在解释“革命”时，蒋介石说他的军队之所以处处失败是由于犯了“失败主义”、“投降主义”、“依赖主义”三种“心理”的错误，所以“自从去年徐蚌会战以来……国军处处失败”。
在解释“实践”时，蒋介石说“我们今天失败到如此地步，最主要的致命伤就是因为一般干部同志普遍犯了虚伪的毛病，相习于虚浮夸大，而不能实事求是。这种风气流行的结果，使得部队、机关和学校，一切办事、命令和报告，都是互相欺骗，互相蒙蔽，而没有几件事是完全实在的，可以相信的”。
在解释“研究”时，蒋介石指责他的高级将领“不学无术，愚昧无知，为中外所讽刺，为社会所鄙弃”，不得不称赞共产党的干部“没有其他的长处……但是他们特别提倡研究好学的习惯，进到一个新的环境，遭遇一种新的情况，他们就一定要反复的检讨，深切的学习，务求其彻底的了解”。[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