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后，一改蒋介石纸上谈兵的做法。他说：“空想主义是荒谬的，任何事情的成功，不能寄望出现奇迹，唯有脚踏实地，努力不懈才可变不能为可能。”[23]1971年，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各级行政机关执行便民工作实施要点》，要求各级主管深入基层，调查问题，解决问题。在这方面，蒋经国本人倒确实能够以身作则。他年轻的时候，曾受过较系统的共产主义教育，在苏联又颇吃了一些苦头，因此养成了比较朴素务实的作风和喜欢接近民众的习惯。在入主“行政院”之前，他因身份限制不便过分招摇，主要是在军队和“荣民”中活动。自当上“行政院副院长”后，他简直是无处不在，军队、工厂、码头、矿山、农村、医院、监狱……到处可见其身影。
为此，美国《新闻周刊》曾刊出一篇报道，并用了一个形容“民粹领导作风”的俄文名词做标题。港台的一般刊物也对“太子”的开明作风深表赞赏：“众所周知，蒋经国先生喜欢接近民众，对一般大众是表现发自内心的关爱。他的亲民爱民的举止决非一般政客的政治手腕，而是自然而然的性格表现。在治赣期间，他曾写了一段他的从政感言，清晰呈现出他的政治观念——‘城市的风气有许多是虚伪的！是欺骗的！是违背人心的！所以，每一次从乡村回来，一进城门，就感觉到烦恼和忧虑，因此，我愿意生活在乡村中。’……有人用‘平凡、平淡、平实的政治家’来形容他，这确实掌握到蒋经国民粹派的领导作风，他的生活朴实，不喜应酬，喜欢接近民众，闲话家常，关切民间疾苦，这些都是民粹派领袖的标准模式。与民粹派相反的精英主义者，可以拿新加坡李光耀为代表，这位出身剑桥的总理，生活仍是相当典型的英国上流社会的作风。虽然他们两位都是企图兼权威与民主的调和，但蒋经国先生显然更接近于民众，更尊重民意。”[24]当然，这些刊物也注意到了蒋经国的亲民作风与蒋介石的帝王作风，在本质上都是奉行传统的权威统治，并无多大差别。台湾作家刘雍熙在他的专著中这样写道：
蒋经国先生的亲民作风，在本质上不同于欧美民主国家领袖为争取选民的民主“竞赛”规则。反而类似十九世纪俄国的民粹，或基督教传教士的精神，是一种“启迪民智”的政治风范。实言之，欧美民主领袖的观念前提是“民治”，民粹派领袖的观念前提是“觉民”，行为表象是相仿佛，但出发点却不同，所以我们不能率而论断蒋经国先生是民主型的领袖，而应将其视为亲民的民粹派领袖。[25]
凭心而论，这样的评价是公允而中肯的。
在蒋经国的亲自带动下，国民党的党务系统把“定期到民间调查研究”列为考核干部的重要标准，并采取了一些利民便民、密切“党群”关系的措施：（1）定期举行“联合服务”活动，由中央组成“联合服务工作委员会”，组织各地党员义务为民服务；（2）提倡党员医生义务治疗、党员律师义务辩护、农工党员彼此互助；（3）在各地设立“民众服务分社”，并在区党部实行“柜台化作业”，使民众能随时到党部反映问题，寻求帮助，以增进对党部的信赖感和认同感；（4）广泛深入地发展基层组织，在农村各村普遍建立分部或辅选中心，形成遍布全岛的网状组织，同时加强对农会、渔会、工会、商会等各种民众团体的渗透。
经过调整，国民党在普通民众中的形象果然有了较大的改善。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1969年，国民党召开“十大”时，有党员919327人。1976年，国民党召开“十一”大，党员人数增至1568749人。七年内约略增加了65万党员，这对于国民党来说，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业绩。
（二）节省开支，提高办事效率。
既已做到“人和”，蒋经国也没有忘记要实现“政通”。上台之后，他一再严厉申饬各个部门厉行节约、提高办事效率，减少由官僚作风引起的种种内耗。
首先，他明确规定各级“政府”部门的权限，实行分层负责制。凡在本部门权限内的公文，部门主管必须在限期内批复，不得推给上级部门或在本部门内无休止地开会研究。
其次，他坚决贯彻人事主管任期轮调制度。任何部门的首长，只要任期一满，立即调往其他部门任职。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结党营私、任用私人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