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话好话均已说尽，但“全面革新”依然步履维艰。蒋介石知道，台湾政治已陷入了“老人政治”的瓶颈。所谓的“老人”，主要指的是那些随蒋介石从大陆迁台的“忠贞骨干”，他们与旧事物牵扯太多，而且随着年纪的老迈，越来越不易接受新事物，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在当时的情况下，国民党若想将革新进行到底，若想确保其在台湾的继续生存和长期“执政”，唯有采取“新人新政”的做法。
基于以上原因，蒋介石最终决定将“全面革新”方案交付蒋经国去安排实施。“太子”对“父王”的恩典欢呼雀跃，对于他来说，正需要这样一个契机，摆脱父辈的阴影，在国民党内树立自己的威信。因此，他不禁要踌躇满志地高声呐喊：“这是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
行政革新的全面展开
1969年6月25日，蒋经国升任“行政院副院长”，就势拉开了“全面革新”的序幕。他的做法和蒋介石的一贯作风有相当的差别：（1）从办事程式来讲，蒋经国没有像他父亲那么多的理论。他所奉行的依然是早年学来的苏俄经验，方法可以简单，甚至可以有些粗暴，但务必注重实效；（2）从革新部署上来讲，他也没有像蒋介石原定的那样将党务放在第一位。相反，他直接从自己主管的行政部门着手，兼顾党务、人事、教育、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哪里出了问题就整顿哪里，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综观蒋经国的行政革新措施，大约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归纳总结：
（一）密切与民众的联系。
我们知道，国民党出于其特殊的阶级属性，一向不善于做民众的组织动员工作。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首先联络的是帮会和新军。“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采取的也均是以军阀反对军阀的策略。迟至1924年，国民党才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确立了“扶助农工”的方针，开始注意民众的动员工作。甫及三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国民党也随即放弃了孙中山的既定方针，日益站到了与人民对立的立场上去。
退台后，蒋介石为了站稳脚跟，开始有意识地改善国民党在民众心目中的恶劣影响。1951年2月12日，他在《改造地方党务须知》中说：“过去党务工作人员不愿接见党员，更不愿接近民众，不是在党部里‘办公事’，就是在社会上‘讲应酬’，使党部变成了‘衙门’，党工同志变成了‘党官’，因此党部与党员脱节，党员与民众脱节。这一个促成败亡的官僚作风，经过这次党的改造以后，必须彻底扫除；而要重新建立一种服务的风气，先由党工同志以身作则，务求做到‘党部为党员服务，党员为民众服务’。经常进行调查的工作，使社会实际情况，从调查报告中反映出来，遇到同志有痛苦灾害，就运用党部的力量予以救助，遇到民众有痛苦灾害，就发动党员的力量予以救助。最重要的是你们各位委员必须深入社会各阶层，接触广大的群众，亲自去调查民间的疾苦和需要，分别予以解除或满足；唯有这样，才能使社会明了本党确实是为民众谋福利的党，愿意接受本党的领导，并且拿出他们自己的力量，忠诚地与本党切实合作。”[21]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岛内外形势的变化，自由分子组党的热情日益高涨，“台独”叫嚣也时有耳闻。蒋介石对此深为忧虑，他再次就党群关系发表演讲：“由于目前分歧分子的活动，‘独立运动’者的暗中进行，以及台省少数海外留学生的恶化盲从与冲动，在在都可以看出反党力量不唯业已存在，而且正在滋长，就是由于本党没有掌握好群众的关系，也就是说党没有能确实在台省社会与群众中扎根。”他接着又说：“大家必须认识，党要向大陆进展，就必须先做好在台省生根的工作，而党生根的唯一的地方是社会组织与群众心理，党生根的唯一机能是党员，党生根的唯一的基础是小组。要把握这几项原则，从多线、多面、多方式的来进行，现在立即要开展的工作，就是以下几点：（1）深入民众，切实作好便民和服务的工作，使党与社会民众，切实结合。（2）发动省籍党员，配合当地服务处站及宗亲团体，共同致力于凝结民族情感，融化地域观念与地方派系观念的工作。（3）整训基层行政人员——特别是对警察税务人员，要设法提高其服务的精神和执行的技术。（4）继续策动各地改革不合时代的社会旧习，与积极推动公井、公厕、公浴、公墓、卫生福利等业务，推广民生建设实验村等工作。”[22]此次讲话后，蒋介石也确实在密切“党群”关系上狠下了一番功夫，其中包括对全体党员的重新登记，但效果总是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