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立法院”就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一事投票表决。当时，共发出选票408张，收回选票407张，其中赞成票381张，反对票13张。这是国民党“行宪”以来“立法院”对前后九任“行政院长”行使同意权的历史上得票率最高的一次，显示出蒋经国此时在国民党内的坚实基础已无人可以企及。6月1日，蒋经国正式出任“行政院长”职，这标志着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二 革新保台
革新理论的形成及其发展
在蒋经国出掌“行政院”前后，台岛内外的情势与五六十年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1）随着岛内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大为提高。“中央民意代表”终身制问题、大陆籍人士独占政治资源问题、老迈官僚压制年轻人问题、军警统治和特务横行问题、人权问题、言论自由问题，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冰封”之后再次浮出水面。（2）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见强盛，台湾当局在国际上的“外交”地位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岌岌可危，而且它一贯所最亲近的美、日“盟友”也开始转变态度，悄无声息地和中国大陆开始了外交接触。（3）随着“偏安”意识的增强，国民党人在50年代初所形成的比较热烈、紧张的工作作风和“如履薄冰”似的对工作小心负责的态度，逐次被推诿、延宕、躲闪、敷衍、不求实效、以权谋私的官僚主义所取代。
晚年蒋介石与蒋经国
为解决面临的困境，蒋氏父子决定进行一场“革新”，以期达到“中兴”的目的。而这项浩大的“工程”也确确实实占据了蒋介石晚年的大部分光阴。单是革新理论的构建就经历了从开始的以行政革新为先导，到后来的以党务革新为中心，从原来的无所不包，到后来的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的发展过程。
1966年，蒋介石亲手启动行政革新的“电钮”。12月19日，他在“革命实践研究院”行政革新研讨会上发表演讲：“大家知道，行政是政治的基础，无论内政、外交、军事、经济、财政、教育、交通、司法……无一不在行政范围之内，所以行政工作的优劣良窳，直接影响政治的成败，间接关系国家的存亡。我们国民革命，从民国十五年誓师北伐，十七年统一全国，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日月逝于上，而体貌衰于下’，我今天已经是一个八十岁的革命党员——也是一个老兵；可是幸运的是，我还仍旧能领导着大家坚持国民革命最后一役的胜利，并以我四十年来革命的、政治的经验，传授给大家，只要你们肯体会这种活的政治经验，在精神上革新，在行动上实践，自必有助于你们复国建国大业的成功。”[13]最后，他还呼吁：“尤其是我们的行政干部，必须明白‘能为师然后能为长’的道理。以服务的态度，代替管制；以合作的态度，代替干涉；以同情的态度，代替指责；为政府结集民心，为国家厚积国力，为革命培养人才。这亦就是说，各级行政干部，皆当激发起良知血性，潜力至诚，在行政革新的前提之下，以我们更多的民主，与‘共匪’的斗争镇压，针锋相对！以我们更多的社会福利，与‘共匪’的冻饿恐怖，针锋相对！以我们更多的民族大爱，与‘共匪’的野兽观念，针锋相对！使行政革新，成为我们全面革新、贞下启元的先导，成为我们新生新运的转折点和出发点。”[14]
1967年11月，蒋介石又在中国国民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暨中央评议委员第四次会议上发表了名为《十九世纪以来亚洲的形势和我们复国建国的要道》的演讲。他说：“眼前大家的病痛，更确实一些讲，就是：（1）不肯求新；（2）不肯主动；（3）不求重点，不切实际，不肯彻底；（4）不肯任劳任怨，向前推进……；（5）不肯注重科学，不审本末先后；（6）不肯研究和学习最新的技术，与最新的方法；（7）不求简捷明了，不知守时守密；（8）不知协调合作，互信互助；（9）不肯开诚检讨，不肯积极建议；（10）不肯觉悟，不知耻辱。”[15]接着，他就以上弊病开出“十大革新”药方：“今天若能以‘再立堂构’‘迎头赶上’，成为大家良知的、血诚的、共同的祈求，其革新的要项，即不外乎：（1）革新党务——开诚检讨，具体建议；（2）变化气质——主动，积极，知耻辱，负责任；（3）发展科学——求新，求精，彻底，明确；（4）改进教育——发扬文化，吸收新知，研究最新学术，学习最新技能；（5）发展经济——求重点，求实际；（6）整顿人事——任劳任怨，以身作则，保举人才；（7）革新行政——确立责任制度，严格督导执行，不怕弹劾，不怕出事；（8）办事要领——协调合作，互信互助，求速求简，守时守密，确定完成的期限，计日程功；（9）研究发展——注重科学方法，审定本末先后；（10）注意统计——一切事、地、财、物、时，与人才优劣功过，皆当一一统计。”[16]从以上讲话中我们不难发现：蒋介石对前一年的“革新”方案作了相当的修正。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他将党务革新放到了诸多改革之首，而原定作为全面革新“先导”的行政革新，则被列到了第七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