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国民党召开“十大”，蒋介石继续当选“总裁”，其他重臣元老全部退到“中央评议委员会”养老，蒋氏父子乘机在“中央委员会”里安插了大批“太子派”和“官邸派”的心腹亲信。6月25日，“行政院”进行改组，原“副院长”黄少谷辞职，蒋经国由“国防部长”升迁顶缺。与此同时，蒋经国的得力干将马黄杰、钟皎光、陈大庆也入阁分别出任“国防部长”、“教育部长”和台湾省“主席”。6月26日，“行政院”通过决议，决定设置“财政经济金融汇报”，负责协调和领导经济规划与建设的全盘事宜，由蒋经国主其事。7月31日，“财政经济金融汇报”正式出台，蒋经国以“行政院副院长”身份出面听取“财政部”、“经济部”、“中央银行”及有关“各部会”首长的汇报，俨然成为台湾财经的总管。
同日，严家淦辞去“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简称“经合会”）主任的兼职，让蒋经国接任。8月1日，蒋经国正式到“经合会”就职。“经合会”由50年代的“美援运用委员会”演变而来，是台湾经济的决策中枢。不过，在通常情况下它只是对各经济部会进行宏观指导，并无凌驾的特权。“经济部”、“财政部”、“中央银行”非但在名义上与“经合会”平起平坐，而且对“经合会”的决策也仅供参考。蒋经国接掌之后，遂决定收权，试图将“经合会”改造成为超部会的“财经小内阁”。他的策略是：赋予“经合会”“追踪考核”的大权，随时抽查各经济部门工作人员素质及业务进展情况。其扩展后的具体职能包括：制订经济建设计划，监督计划的执行，追踪考核财经各部会的人员，争取外资，改善投资环境，人力小组规划，等等。在改造“经合会”的过程中，蒋经国结识了李国鼎、张继正、费骅、陶声洋、孙运璇等一大批财界精英，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必不可少的技术咨询和帮助。此外，俞国华、周宏涛等“官邸派”人物，更是利用其在经济决策界的威望为小蒋鸣锣开道。这样，蒋经国在财经领域一举“登陆”成功，各项工作开展有条不紊，为世人瞩目。至此，他的势力范围已从党、军、团、特进一步扩张到政府和经济领域，填补了权力构建中的最后一项空白。
蒋介石眼见长子在政坛日趋成熟，心里自然高兴，但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并不敢过分放权。他知道，蒋经国的资历、经验，如要独当一面，还得再下一番栽培的力气。
1972年2月20日，台湾当局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发表演讲说：
中正自许身国民革命，已六十余年；与我代表同仁，竭其苦心毅力，以维护民主宪政，亦已二十有五年。顾终于世局多蹇，尚未能使中兴大业，提前完成，中正虽许国之心有余，而忝承之疚已久！务期大会另选贤能，继此职责，今后中正必始终以国民之一分子，追随诸君与“全国”国民之后，光复大陆陷溺之国土，拯救大陆待援之同胞，共同争取第三期国民革命的最后胜利与成功！[7]
尽管蒋介石摆出了一副虚位让贤的姿态，但国民党内深知他脾性的人，都笑笑说：“这是不作数的。”果然，3月6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十届三中全会开幕式上又变了口风：
全党同志们！中兴必在至危之地，开创乃在至危之时，建党复国大业，原不畏道途之多艰，而谓体认之不切，今天我们有三民主义的导引，有革命历史的鼓舞，有复兴基地的凭藉，更有着全党同志、全国军民历经考验的精诚团结。只要同志之间，以革命的情感，扶持颠危，而不以私见稍存隔阂；以革命的道义，砥砺志节，而不以忧患纷纭责难；此心不乱，此志益坚；则至危之地，就是我们动心忍性、步步求生的境遇！而至危之时，也就是我们抛天揭地、开创千载一时、丰功伟烈的胜利契机。[8]
1972年，蒋介石、严家淦当选第五任『总统』、『副总统』。
众人一听这“壮怀激烈”的言辞，立即明白蒋公到底还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于是掉转风向，联合劝进。蒋介石也就再次俯顺民情，坦然接受了中国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这次三中全会，又勉强征召中正作为第五任总统的候选人。中正以身许党，以身许国，乃国人党员之久所共知共鉴，当此国家民族危疑震撼，而大陆同胞忍死待救之时，中正自尤不容自外于国难，亦更不容自外于责任。”[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