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一届四次“国民大会”闭幕。蒋介石到场发表演说：“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已圆满闭幕，各位同仁本于全体国民之托付，完成了巩固国权，护持法统的任务，同时还开启了自由民主与动员戡乱相需并进的宪法新页。代表同仁，在大会期间，对于一切重大议案，皆能以其复国保民之职志，聚精会神，困心衡虑，折衷至当，圆满完成任务，怀念勋劳，感佩同深！中正谨对大会致其最崇高的敬意，并为我全国同胞，申其诚挚的祝贺之忱！”他接着又话锋一转，说：“大会并增订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使‘总统’为适应动员戡乱的需要，得以运用战时紧急授权，筹策其反攻复国的大计。这正说明大会同仁对中正的笃信，亦更加重了中正的负荷……大家知道，当前局势，正是反攻行动的发轫，已不容再受局限的时期……惟此一反共革命战争，决非过去北伐、抗战等一般战役可比，而乃为史无前例、激烈悲壮之战争；且为决定我国家存亡绝续、与人民自由奴役之战争！故必须统合敌前敌后，结合海内海外，而亦必须综合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物质的、总体战力的全民革命，如无‘国民大会’的合法授权，一依以往平时权责，回旋肆应，实难为功。今天由于大会此一明智的决策，乃就消极地祛除了人心的疑滞，解除了政令的障碍，并积极地为反攻复国的革命战争，开拓了进用人才、增进效率，一条胜利凯旋的大道！”[6]蒋介石如此迫不及待地将刚刚增订出炉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第四、第五条捧到台面上，与会的“国代”们心中不禁一懔：“老蒋是否又要借新得的法宝，唱一出‘杯酒释兵权’的老戏？”
甫及一年，“国代”们的忧虑果然都成了现实。1967年2月，蒋介石依据《临时条款》第四条的授权，颁布《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会议组织纲要》，将长期以来于法无据的“国防会议”升格为“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会议”。蒋介石称：“……国家安全会议，乃是在宪政体制之中所树立的战时领导机构。它既是一个决策的、指导的、考核的，同时又是综合的、协调的机构。”这样，“国家安全委员会”便成了凌驾于各行政部门之上并直接听命于“总统”的“太上内阁”。根据《国家安全会议组织纲要》的规定：该机构由“总统”任“主席”，成员包括“副总统”、“总统府秘书长”、“参军长”、“行政院长”、“副院长”、“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财政部长”、“经济部长”、“参谋总长”、“情治单位首长”、“国安会秘书长”以及“总统”指定的成员。其担负的职能更是无所不包，具体有：（1）关于“动员大政方针”之决定事项；（2）关于“国防”重大政策之决定事项；（3）关于“国家”建设计划纲要之决定事项；（4）关于总体作战之策定及指导事项；（5）关于“国家”总动员之决策与督导事项；（6）关于战地政务之处理事项；（7）其他有关“动员戡乱”之重要决策事项。这个机构成立以后，“宪法”所规定的“行政院”的各项权力就成了有名无实的摆设。原来只对“立法院”负责的“行政院长”，不得不改弦易辙，转而向“总统”领导下的“国家安全会议”汇报“施政”方针、“施政”计划、年度预算及其他重要事项，同时履行其下达的各项决议。
1967年7月，蒋介石又根据《临时条款》第五条的授权，再出“重招”，下令成立“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让他的娘家亲戚王正谊任“局长”，掌握“行政院”所属各单位的人事行政业务，从而使原由“考试院”掌握的人事权易手。至此，蒋介石成为拥有紧急处分权、最高行政权、人事权和任期永不受限制的“总统”，“宪法”所规定的五权分立的制衡关系，已被完全打乱，展露在“太子”面前的是一条风光无限的“康庄大道”。
连任第五任“总统”
一届四次“国大”后，忠心耿耿的严家淦就以“副总统兼行政院长”的身份，“义无返顾”地充当起蒋氏父子交接班的“缓冲装置”。作为一个技术官僚，他并无什么高明的政治手腕，但其理财的本领，却委实让人不敢小觑。基于投桃报李的心理，他将体己的本事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蒋经国。而蒋经国在领导修建横贯公路期间，已经学到了一些经济建设知识，主持“国防部”工作后，又从军需的渠道同财经界建立了联系，因此对严教师爷的“课程设置”领悟得快、消化吸收得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