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见张知本难以说服“立、监两院”的委员，只得亲自出马，邀请王云五、于斌、陈启天、孙亚夫等人喝酒议和。宴会上，蒋介石答应对张案进行修正，主要是将“中央政府机关”改为“中央政府之行政机关及人事机关”。这样，“立、监两院”和“国大代表”均不包括在“动员戡乱委员会”可以随意罢黜之例，保住了铁饭碗。既然有得饭吃，不会“下岗”，两院的委员们自然也就失去了反对的理由。
3月16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根据蒋介石的意思对张知本的提案进行修改，列为《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第四条和第五条：（1）“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得设戡乱委员会，决定动员戡乱有关问题之大政方针”。（2）“‘总统’为适应动员戡乱之需要，得调整中央政府行政与人事机构，并对于依法选举产生之公职人员，因人口增加或因故出缺，而现能增选或补选之地区能选举时均得订颁办法实施之”。19日，该修正案获得通过，为蒋介石独裁提供了更为牢固的法律依据，同时也为蒋经国栽下了一片“余荫”。
（三）“副总统”选举之争。这场闹剧的发生，与其说是党派歧见，不如说是“国代”们存心捣蛋。事情的发生还得从对创制、复决权的“解封”问题讲起。
我们知道，根据孙中山的主张，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享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基本权力。这四项权力，在地方由人民直接行使，在中央则由“国民大会”代为行使。选举、罢免两权，无需多加解释。创制权指的是“国民大会”可以创建立法原则，并责成“立法院”据此制定有关法律。复决权指的是“国民大会”有权同意、修正、否决或废止“立法院”制定的各项法律。经“国民大会”复决成立的法律，“立法院”不得擅自废止。经“国民大会”修正、否决或废止的法律，“立法院”亦不得坚持。创制、复决两权的行使，体现了民意机关内部的制衡。1946年12月，国民党破坏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擅自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有鉴于此，民、青两党代表在大会上坚决反对立即行使创制、复决两权，以免蒋介石操纵本党籍代表通过“立法”程序对“宪法”再动手脚。他们的意见最终被列入“宪法”第二十七条：“关于创制、复决两权，除前项第三、第四两款规定外，俟全国有半数之县市曾经行使创制、复决两项政权时，由国民大会制定办法并行使之。”但由于当时国内局势急转直下，解放区的面积不断扩大，要想在“全国半数之县市”行使两权已无可能。这样，创制、复决权无形中就被封存起来，开启无望。
此后，国民党籍的“国大”代表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不断提出“解封”的要求，但均被国民党中央以“拖延战术”封杀。1960年7月，国民党终于同意成立“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研究制订“创制、复决两权行使办法”。1966年2月，也就是在一届四次“国民大会”召开前夕，为换取“国大代表”对设立“动员戡乱委员会”的赞同，蒋介石不得不答应“解封”。因此，一届四次“国大”在增订《临时条款》时，除加入有关第四、第五条外再增列两条：（1）“动员戡乱时期，国民大会得制定办法，创制中央法律原则与复决中央法律，不受宪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之限制。”（2）“国民大会于闭会期间，设置研究机构，研讨宪政有关问题。”
2月8日，“国民大会”临时会议通过《国民大会创制、复决两权行使办法》，明确规定了两权的使用范围和使用方法。不料，蒋介石再次玩弄政治戏法。他虽然在形式上同意“解封”，但又没有规定实施两权的具体日期。此外，他还命令国民党籍代表禁用两权，从而使“解封”的规定自然淡化为一纸空文。
由于创制、复决两权被无限期搁置，号称最高权力机关的“国民大会”就弱化为每六年选一次“总统”、“副总统”的投票机器。孙中山设想的拥有常设机构、平时发挥立法功能的“有形国会”，变成了选完“总统”即告闭会的“无形国会”。为了安抚因职权萎缩而心怀不满的“国大代表”们，蒋介石根据《临时条款》中关于“国民大会闭会期间，设置研究机构，研讨宪政有关问题”的规定，成立了“国大宪政研讨会”。这个研究机构的唯一的功能就是提供一个场所，让不甘寂寞的“国大代表”们把玩“宪法”，聊以打发岁月罢了。面对这种情况，“国代”们当然怒不可遏。选举“总统”时，他们尚不敢在老蒋头上动土，只得乖乖地投了赞成票；但在选举“副总统”时，他们终于按捺不住，猛然跳将起来，准备给当局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