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淦
严家淦出任“行政院长”后果然识相，提出了蒋介石“钦定”的八部二会行政处首长和政务委员名单。其中国防部部长为俞大维，副部长为蒋经国。俞大维和蒋经国是亲家，弹道专家出身，对权力较为淡泊，但对所负的国防工作却一丝不苟，显示出极为深厚的专业素养，深得蒋介石器重，因此竟以非国民党员的身份，担任“国防部长”十年之久。蒋经国出掌“国防部”副职后，俞大维即以颈部淋巴腺肿癌病灶需时常检查为由，常年累月地休养；一年后，他又向蒋介石递交辞呈，推荐蒋经国继任。蒋介石问：“你这样看待经国，他行吗？”俞答：“这两年来，我为了检查身体、养病，大部分时间在美国，国防部的事，几乎全是经国兄在处理，不仅娴熟，而且颇见才干，他来做比我做好。”
蒋介石满意地点点头：“你这样观察他，那就让他试试吧。”1965年1月，蒋介石正式任命“太子”出任“国防部长”。至此，蒋经国彻底掌握了台湾军权。
9月，陈诚已去世半年，蒋经国打点行装，第三次上门征询山姆大叔的意见，并以未来台湾“掌舵人”的身份接受了约翰逊政府的认可和祝贺。返台后，蒋经国已成为国民党内事实上的“接班”人选。
1966年2月19日，台湾当局召开一届四次“国大”。蒋介石的意思是要借此机会“诏谕天下”以“策立王储”，故而事先设定了三个基本目标：（1）力求继续担任“总统”；（2）扩大“总统”权力，夺取“行政院”掌握的行政权和“考试院”掌握的人事权；（3）推举严家淦为“中华民国副总统”。以上种种，表明蒋介石已下定决心要为蒋经国站好最后一班岗。为了使“太子”能顺利接班，他甚至不顾“毁宪”恶名，既栽下了“余荫”又铺好了“垫脚石”，“舔犊之情”真是天日可鉴。
蒋介石想连任“总统”，这并无多大困难。因为“宪法”对于“总统”连任的限制早已解除，而且蒋在国民党内的威望也确实无人可以匹敌。但为了表示一下“童叟无欺、人人有份”的意思，蒋介石还是谦让了一番。3月7日，他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发表讲话，称：“这次会议，必须提名第四届总统、副总统本党候选人，在提名之前我曾经考虑到，今后六年期间，反攻复国业务，经纬万端，中正自知力绌才短，无以胜任，尤其在财政、经济方面，更非中正所长。但个人自不能置身事外，推卸责任，故自愿专心致志于反攻革命的方针与行动之指导。所以建议提名党内年高德劭、勋望素孚的同志为总统候选人，而以年事较轻、学验均优，而有专长的同志副之。使个人得以总裁身份，专力于反攻复国党务和军事的指导工作。”[1]3月12日，他又在设宴招待全体“国大代表”时说：“我本来希望国民党同志不要提名我为候选人，因为才德兼备，对国家人民有贡献的老同志很多……我今年已八十岁，再连一任，还不能反攻，怎对得起国家？”[2]同时，他还要求民、青两党提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民、青两党深以“伴选”为耻，为表示沉默的抗议，拒绝提出本党候选人。与此相反，国民党中央则大张旗鼓，拼命重弹“一致呼请蒋公继续领导”的老调。这样，蒋介石再次成为没有竞争对象的“总统”候选人。3月21日，他以高票当选第四任“中华民国总统”。5月20日宣誓就任第四任总统并致词，表示：我“这个不倒的老兵，只有临深履薄之惧，绝无名位毁誉之私！”[3]
尽管蒋介石顺利地实现了第一个既定目标，但在其他几个问题上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一）“国大秘书长”之争。2月5日，“国大”选举大会主席团，公布候选人名单共124名，但居然有15人当场宣布弃权。选举结果，国民党籍代表谷正纲独得100票，而张群、薛岳、何应钦等三位元老级人物的选票相加也不过101票。谷正纲高票当选，引起国民党内外种种非议。有人说，谷为人耿介正直，素有口碑；有人说，谷担任“国大秘书长”六年，与代表们厮混最熟，自然得了许多人情票；“中央社”社长马星野甚至写了一篇短文说：他之所以投谷的票，是因为经过数十年的观察，认定谷确实是一名真正的国民党员；但也有人当场跳出来发难，指斥谷正纲以“国大代表”兼任秘书长，有营私舞弊的嫌疑，并有鼻子有眼地说：要不是他以秘书长身份掌管着5000万元（新台币）的经费，以此作为拉票工具，何以能得100票？谷正纲对此很是冷静，他主动向大会说明自己的经济状况，并表示：如“国大秘书处”确有营私舞弊之事，欢迎任何人检举揭发。接着，他又反唇相讥说：极少数代表曾对秘书处有非分之求，因遭拒绝而怀恨在心。这几句话把谷正纲的政敌气得不行，会场蹬脚跺地声、拍桌声、咆哮声响作一团。代表章正绶建议：根据《国民大会组织法》第12条规定，“秘书长”并不限于“国大代表”，所以还是推选非“国大”代表为宜，否则容易造成秘书长一人专权舞弊。但在谷正纲的操纵下，大会并未接受章正绶的建议，到底还是蝉联了“国大”秘书长职。这样的结果使蒋介石长出了一口闷气，对他来说，国民党籍“国代”当选总要比非国民党籍的“国代”或非“国代”当选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