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增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之争。争端的起源是蒋介石授意“国大代表”张知本提出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议案，这是继利用《临时条款》授予蒋介石紧急处分权和事实上的终身制后，第三次开动这架“宪法冷冻器”，以扩张“总统”的独裁权力。张的议案主要有两条：（1）授权“总统”成立“动员戡乱委员会”，以适应反共情势，完成“反共复国”历史任务案。因此要求《临时条款》增加设置“动员戡乱委员会”，决定此时期大政方针，并有处理战地政务之全权，其组织由“总统”以命令定之。（2）“动员戡乱委员会”对于中央政府机关之增减，调整编制与职权，及依法选举产生之中央公职人员，因人口增加或任期届满，而现能增选或改选之地区及光复地区能举行选举时，均有办法实施之。很明显，前者实际上是同意“总统”接管原由“行政院长”掌握的行政权，后者实际上是同意“总统”接管原由“考试院”掌握的人事权。
我们知道，国民党“宪法”渊源于孙中山“五权分立”理论。1946年12月25日，该“宪法”在历经41天的争论后得以实施。1947年1月3日，《解放日报》即发表评论，说这是一部“人民无权，独夫集权”的“宪法”。[4]但如果抛开政治偏见，纯粹从史学的角度来衡量，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蒋介石的独裁形成掣肘。例如，它规定“总统”不能既是国家元首又是行政首长。从名位上讲，“总统”高于“行政院长”，“行政院长”系由“总统”向“立法院”提名。但从职责上讲，“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长”不对“总统”负责而对“立法院”负责。“总统”若要公布法律，发布命令，必须经“行政院院长”或“行政院院长”及有关部会首长付署。这就意味着“总统”对行政权的实际操纵力不如“行政院长”。同时，“宪法”还规定，“考试院”为最高考试机关，掌握考试、任用、诠叙、考绩、级俸、升迁、褒奖、抚恤、退休、养老等事项，这就意味着各部门的人事权是由“考试院”掌握而不在“总统”手中。
张知本的议案若得以实施，那就意味着“五权分立”理论的制衡作用将遭到肢解，所以一时间全场大哗。“国代”张一梦、杨震清、黄凤池等首先提出异议。他们认为：修订《临时条款》就是“毁宪”，可能引起“政潮”甚至“动摇国本”。要是“动员戡乱委员会”有权对“国府”机关进行增减、调整、编制，那又将置“五院”于何种地位？最高政权机关的权力岂不是被剥夺得一干二净，成了毫无意义的摆设？不久，“国代”杨扬等人也上阵指责，认为：（1）“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任何“行宪”政体都不可与之抵触。如果设立一个所谓不受“宪法”约束的“动员戡乱委员会”，必将导致“宪法”的慢性死亡，这非但不是“修宪”，简直就是“废宪”。（2）《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订于“国大”第一次临时会议，甫及一月，再次增订，国民党的颜面何在？信用何在？（3）变更“国体”是大事，岂能如此草率定夺？
面对汹涌而来的批评，张知本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但蒋介石却已胸有成竹。他知道，这些大佬们并非是对“党国”命运有多少关注，他们真正担心的是张知本议案中要求增订的第五项条文：“总统为适应动员戡乱需要，得调整中央政府之行政机构、人事机构及其组织。”如果这项条文得以通过，蒋介石就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轻而易举地撤销他们的本兼各职，剥夺他们的既得利益。为了安抚人心，蒋介石授意张知本放出风声说：本提案增列条文中所称“任期届满”之中央公职人员，并不包括“国大代表”。
“国大代表”见自身利益得到保障，从此三缄其口。但未获得“丹书铁券”的“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们却依然不依不饶。“立法委员”莫萱元责难说：“请问‘行政院’严院长，‘宪法’与‘临时条款’按规定不得随便更改，张的提案不但非当前形势需要与官民一致愿望，且将紊乱国体，破坏历年政治上的安定局面。‘行政院长’为行政最高首脑，有盱衡‘国家’全局的责任，对此项增订临时条款设置动员戡乱机构的建议，应该向‘总统’陈述意见，并呈请‘总统’善为调处，以免将来‘行政院’遭遇绝大困难。如严院长不愿以院长身份向总统陈述此项意见，请将本人今日质询的意见转呈‘总统’参考。”严家淦表示愿意上达“天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