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孔不入的巴黎外交界和新闻界在关注这件非同寻常的事件时，惊奇地发现，中国政府竟没有坚持让法国政府宣布断绝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是无意疏忽？绝对不可能。是中共接受了“两个中国”的概念？看起来又不像。正当人们议论纷纷之时，蒋介石却坐不住了。他本着所谓“汉贼不两立”的反共方针，认为：既然法国已承认北京政权，则尽管法国未主动要求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台湾方面也应主动与其断绝“外交”关系。
美国方面知悉蒋介石欲主动与法国“断交”的意向，立即摆事实讲道理，予以制止。美方的理由是：（1）假使北京坚持要求巴黎在与它建交前，必须先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而巴黎又不肯主动提出断绝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那么北京就只能拒绝接受法国外交使节；（2）假使北京同意巴黎不同台北断绝“外交”关系，则表明中共接受了“两个中国”，这一政策性的转变将大为削弱北京对台湾的主权要求；（3）在法国承认北京的情况下，可能导致多数国家决定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这样，美国就不得不以“两个中国”为借口，以确保台湾不被逐出联合国。因此，主动与法国断交是不可取的。
1963年10月，周恩来总理会见法方代表富尔（中），商谈两国建交问题。
台湾当局在听取美国建议后，立即授意驻法“外交人员”留在巴黎，甚至指示如中共外交使节到达，台湾“使节”亦不撤退，“与中共在外交场合上坚争到底”。[201]
但是美国人的如意算盘还是打错了。他们低估了共产党人维护民族根本利益的原则，同样也低估了戴高乐政府独立自主的精神。其实，中法建交公报签订的时候，中法双方已对台湾问题达成默契，之所以要安排三个月后互派大使，就是为了留出缓冲时间，以便让法国政府安排台湾当局的“外交使节”“体面”地撤离。
既然台湾当局不识相，赖在那里不肯挪窝，中法双方终于下了最后通牒。2月3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全中国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准备派遣外交代表驻节巴黎。本人兹郑重宣布：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代表，在巴黎不可能再有任何人以中国外交代表的身份出现。”这就再明确不过地表示了中国政府决不接受“两个中国”的立场。7日，中法建交谈判的法方代表富尔发表讲话，宣布：“法国承认中国的时候，系已终止对‘中华民国’的承认。”“中国只有一个……从我们承认北京的那一天开始，很明显的台湾的代表便不能代表中国。”“中国大使馆在此间建立后，台北可能与巴黎有一种事实联系，这种联系可以透过蒋介石的私人代表或一位领事，但并非代表中国而维持。”[202]在中法两国的压力下，台湾当局颜面全无。10日，羞愧难当的台湾“外交部”终于宣布自当日起断绝与法国的一切“外交”关系。
迟暮岁月
蒋介石的迟暮岁月是理性了一些，他已经在一步一步地把权力移交给儿子蒋经国，把台湾的“本土化”与“年轻化”日渐交给蒋经国；他在“外交”上受到三次挫败之后，他只能把“革新保台”代替了他原来梦想的“反攻大陆”。岁月无情，横祸飞来，作为妻子眼中的良侣、儿子眼中的慈父、基督眼中的信徒、侍卫眼中的老兵的蒋介石在台湾逝世。死前他长叹过，叹他一生如此结局，叹他丢掉了大陆偏安一隅，叹他无法变“梦”为现实。这长叹也许是一个谜，既易解又不易解。
一 传子苦心
一届四次“国大”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一般情况下，史家在描述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影响时，总忘不了加上一句“从此民主观念深入人心”。我们发现，这无疑是一种较为“乐观”的、“程式”化的评价。客观地讲，辛亥革命的意义最多不过是在沿海发达地区的知识民众中散布了民主共和的概念，传统的王权思想依然有很大的国内市场。蒋介石是一个从封建伦理道德中脱胎出来的现代军阀，同样，他也靠这些所谓的纲纪维系统治。因此，在他的内心深处，传子思想之强烈，并不亚于任何一个封建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