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他面临如何解决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难题。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进白宫“献策”，提出“宗主权”方案：（1）建议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台湾拥有宗主权；（2）压迫中国共产党承认台湾的独立；（3）两个政权同时参加联合国，但台湾只拥有席位，并不是主权国家。费正清的“宗主权”方案受到白宫高度重视，同时也遭到海峡两岸的共同抵制。我国报刊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所谓“宗主权”方案，是美国人在推行“两个中国”论无法得逞的情况下，衍生出来的变种，其形式是从“两个中国”变为“一个半中国”，实质则仍是“两个中国”，意在使中国的分裂局面永久化、固定化，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台湾当局对“一个半中国”更是倾全力抨击，因为这个方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拥有宗主权，并否认台湾当局对大陆拥有主权。
不久，美国副国务卿鲍威尔又提出了所谓“分享方案”，即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有联合国大会席位，而让台湾当局保留联大安理会席位。鲍威尔的方案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反对，同时也遭到了蒋介石、陈诚以及国民党元老在各种场合的猛烈抨击。台湾的“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纷纷发言，指出鲍威尔的“分享方案”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是注定要失败的。CC老将潘公展，甚至在美国发起了500万人签名运动，对“两个中国”的言论表示最强烈的抗议。
由于国共两党对两个中国反应激烈，肯尼迪被迫免去鲍威尔的副国务卿职务，开始做一些低调处理的前期准备。1961年7月，陈诚访问美国，随行者包括“外长”沈昌焕、“副参谋长”赖名汤、“美援运用委员会秘书长”李国鼎、“新闻局长”沈剑虹等。访美期间，陈诚向肯尼迪面交了蒋介石的亲笔信，并旋风般先后访问了肯尼迪、腊斯克、美国国会、麦克阿瑟、联合国、旧金山以及美军太平洋总部。肯尼迪被陈诚一行弄得头昏眼花，被迫声明放弃搞“两个中国”的计划，并承诺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当局占据联合国大会中的中国席位。
美国在中国联合国席位上的主要谋士是史蒂文森，他坚持联合国应同时给予“两个中国政府”席位。但肯尼迪却不主张让联合国立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在最高决策部门的一次讨论中对史蒂文森解释说，为了避免“院外援华集团”和共和党的攻击，因此希望“争取12个月”，然后“接纳北平进入联合国”。[195]
1961年，陈诚赴美访问。
为了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美国继续采取“缓议”战术。即利用一项在1951年通过的“缓议案”，拒绝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法案通过的当年，支持者为37国，反对者为11国。但到了1960年，此项比例已变为支持国42票，反对国34票，形势很是“凶险”。为了确保台湾当局在联大的席位，美国人再次耍弄手腕，一方面声称同意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另一方面却建议将此事列为重要问题，要求必须有2/3以上成员国同意方可通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台湾当局的提案。换言之，美国只需有超过1/3的票数，即可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大的席位。11月15日，“联大”以61票对34票通过美国提出的“重要问题案”，中国合法政权再次被无理排斥于联合国之外。作为交换，蒋介石同意不对蒙古和毛里塔尼亚加入联合国行使否决权。[196]
美蒋通过幕后的“黑箱操作”，虽然在联合国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这种“胜利”是苍白无力的。有台湾学者指出：“值得注意的是‘重要问题案’的成立，本质上的重点不在绝对反对中共进入联合国，而是坚持中共进入联合国不得排除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假定当时苏俄和中共不坚持‘排我纳共案’，联合国内的两个中国代表恐早已成为事实。”[197]就连肯尼迪也说：“台湾代表在联合国，这确实不符合逻辑。”[198]随着中国政府在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中享有越来越高的威信，台湾当局害怕被逐出联合国的心理也日甚一日，毕竟由“重要问题案”构筑的堤坝终有被冲垮的一天。
“外交防线”的破裂
1963年，肯尼迪遇刺，约翰逊继任总统。约翰逊政府通过越战看到了中国的强大力量，同时也发觉中国共产党人并非苏联的驯服工具，因此萌生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1963年11月6日，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发表了名为《美国中国政策的再肯定》的演讲，宣布：“未来中共领袖们的态度如何变化，我们不知道，但是假如我可以改写我们过去的‘经典’的话，今天我们追求一种对中共的门户开放政策，我们决心对未来改变与中共关系的任何可能性保持门户开放，而不会拒绝于我们于自由世界以及于中国人民均有裨益的任何进展。”“我们绝不散播对中共仇恨的种子，这将使中国未来亿万代子孙尝尽苦果。但是我们也绝不出卖我们自己及盟邦的利益去满足中共领袖们的野心。”[199]此后，美国政府即在新的“门户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尽力改善与北京的关系。当时，美国政界在对新“门户开放政策”的解释上有保守派和自由派之分。前者以约翰逊总统等当权人物为代表，后者以希尔斯曼等具体负责远东事务的国务院官员和费正清等中国问题专家为代表。总的来说，他们在与中国改善关系这一总目标上并无分歧，但保守派提出应先看到北京有改善关系的具体措施再走这一步，而自由派则认为美国应先采取主动，以便影响和推动中国共产党人改变态度。从另一个角度看，同是主张“两个中国”，保守派偏向于维护“中华民国”的权益，而自由派则重视早日打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