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台北解除宵禁。26日，台北“卫戍区军事法庭”宣布对涉案人员的处理结果。计警方先后共逮捕嫌疑分子111人，有71人在审理过程中陆续获释。在被起诉的40人中，2人宣布无罪，当庭释放；10人免于刑事处分；16人被判罚款但缓予执行；1人被判缓刑；4人被判有期徒刑，后改为罚款；7人被判6个月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可以说台湾当局对“五·二四”事件的处理，是相当宽大的。
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尽量低调处理，未再对台湾方面的审判结果作过多的干涉。这样，双方似乎在表面上达成了“谅解”，并取得了“共识”。但此次事件在美蒋之间遗留下的那一层阴影，却是挥之不去的。要恢复到50年代初的那种“蜜月”关系，已是决无可能了。
“康隆报告”风波及联大席位危机
20世纪50年代末，美蒋双方又在“协防”问题上发生冲突。台湾当局高呼“反攻大陆”，希望水搅得越混越好，力图让美国从“边缘政策”卷入到与共产党的战争中去。而美国政府则拼命压迫台湾当局撤退属于福建省的金门、马祖，以便在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幌子下，制造“两个中国”的既成事实。1958年10月23日，杜勒斯与蒋介石签订了《蒋杜联合公报》，把国民党奉为国策的“反攻大陆”改为“恢复大陆人民自由”，并指出：“中华民国政府认为恢复大陆人民自由乃其神圣使命，并相信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径所为实现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借武力。”这等于是给蒋介石套上了一个紧箍咒，断绝了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武装反攻的可能性。许多国民党要员知悉此事后都痛哭流涕，认为返乡无望了。香港《工商时报》更是尖刻地批驳说：“（美国）把中华民国安放在一个无期徒刑的监狱里，而自己为监狱官。”[189]
与此同时，美国高层决策者中，越来越多的人体验到“红色中国”的分量，他们要求重新评估对华政策。1957年2月，美国国会参议院委员会主席西奥多·格林就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有组织的国家，为什么我们承认了其他共产党国家而不承认中国，我看不出其中有何道理。”[190]美国出版业巨子约翰·考尔斯称对华政策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如果不改弦易辙，“继续走下去，必定发现是死路一条”。甚至连知名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也认为不让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做法是“在自我设计的神话中不能自拔”。[191]
面对政坛内外的议论纷纷，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威廉·富布莱特组织了数次有关对外政策得失的听证会。不久，参议院外委会又通过立法程序，拨款30万美元，委托国内智囊团在1960年6月之前完成15份专题研究报道。位于旧金山的“康隆有限公司”（ConlonAssociates,Ltd.）负责撰写其中的两份报告——“美国对南亚政策”、“美国对远东和东南亚政策”。1959年9月1日，报告完成，发表时合二为一，称《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
《康隆报告》首先分析了“红色中国”的现状，认为：（1）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成绩“给人印象深刻”；（2）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有实力”的政体，尽管内部有冲突，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绝对不可能受到挑战”；（3）根据其现有的综合国力增长趋势，“共产党中国完全有可能在二十世纪末成为世界主要大国之一”。[192]
接着，《康隆报告》又分析了中国的外交走势：（1）随着时间推移，中苏间的共同点必然减少，其摩擦必然增大；（2）中共外交中有主张“互不干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共处”的“周恩来模式”，也有“对外颠覆和输出革命”的“列宁模式”；（3）中共对西方资产阶级存在“敌视”情绪，但又能“区别对待”；（4）中共视美国为主要敌人，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并不愿意与美国打仗”。
《康隆报告》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三条路可以走：（1）通过孤立的办法对华予以遏制；（2）关系正常化；（3）进行和谈。第一条路是美国的现行政策，已显现弊病；第二条路看起来，无疑又走得太远了；第三条路，则似乎才是真正的稳健之道。
故此，康隆公司的智囊们提出了对华政策四项建议：（1）取消对中共的贸易限制；（2）与盟国和中立国讨论以下问题：接纳中共加入联合国、承认“台湾共和国”、使“台湾共和国”在联合国拥有席位、提议中共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3）与“国民政府”进行特别讨论，希望达成以下协议：美国将继续恪守对台湾和澎湖的责任、美国亦将为“台湾共和国”提供保护和援助、台湾的军队退出金马、美国帮助自愿离开“台湾共和国”的“国民”返回大陆；（4）美国可与中共先行签订一项商务协定，如协定运转顺利，可随即予以事实上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