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派的消亡
在镇压“自由分子”和CC派“开明分子”的同时，蒋氏父子也开始对陈诚派“掷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1949年秋至1950年初，陈诚以东南行政长官和“台湾省主席”身份坐镇台湾，对逃台的国民党各部队进行整编，同时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各部队的关键岗位。原属何应钦系、胡宗南系或其他派系的高级将领，或因黄埔同窗的关系，或因不愿看“太子”的脸色，也都向陈诚靠拢。因此，陈诚在军界的势力越来越大。以1957年时为例，“金门防卫部司令”胡琏，“副司令”柯远芬、赵家骧，“陆军副总司令”高魁元，“宪兵司令”尹俊，“第二兵团司令”石觉，“第一军军长”刘鼎汉，“第二军军长”郑为元，“第五军军长”罗恕人，“第十军军长”曹永湘，“陆军供应司令部副司令”刘云瀚等，都拜在陈诚门下。此外，在“国防部”担任司局以上职务，在“参谋总部”、各兵种总部和各部队担任师以上职务的陈系人物就更是多如过江之鲫了。
除军职外，陈诚还先后担任过湖北省主席、“台湾省主席”、“副总统”和“行政院长”，所以他的人马不仅在军界，而且在“政府”各部门和财政系统中亦占有很大比重。1958年7月，当他以“副总统”身分兼任“行政院长”职务时，他的老部下、老朋友周至柔也恰好在“台湾省主席”任内。这个时候正是陈诚派的全盛期，他的亲信郑道儒、杨继曾先后出任了“经济部长”，连他的弟弟陈勉修也担任了台湾土地银行总经理一职。陈派人员在暗地里又互相援引、私相授受，大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思。如石门水库这个国民党逃台后兴建的最大水利工程，亦成了陈派的囊中之物，自水库建设委员会执行长徐鼐以下各级官吏，大多是陈诚的人。
陈诚派甚至还渗入了国民党党务系统。陈诚本人担任过三青团书记长，提拔过一批人。他的心腹罗卓英长期担任被称为“政治黄埔”的“革命实践研究院”的副主任。他的老部下郭骥在国民党“七大”后担任了“中央委员会”第一组（台湾党务组）的副主任。亲陈诚的张厉生也在1959年国民党七届四中全会上取代张其昀出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1957年10月，陈诚在“八大”上由蒋介石提名，出任国民党的“副总裁”，成了名义上的“接班人”。
陈诚地位的不断上升，完全是蒋介石的苦心安排。正如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一样，蒋介石处心积虑要将“天下”移交给自己的长子蒋经国。但小蒋毕竟资历浅，功劳少，尚须培养。蒋介石被迫将陈诚抬出来挡一挡：一则避免了朝野物议，有利于保持政权的稳定；二则借重陈诚之手，解决了很多棘手问题，为小蒋的“即位”扫清道路。
但是，陈诚的实力上升太快，然有了分庭抗礼的趋向，这又是蒋氏父子极不愿看到的。1958年以后，台湾当局对外取得了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对内镇压了党内外的反对派，蒋介石遂决定“削藩”。因此，新账老账一起算，蒋、陈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一是“老账新翻”。1949年初，美国企图换马，派驻华使馆参赞莫成德与“台湾省主席”陈诚密谈。莫成德以美援为诱饵，极力劝说陈诚在台湾实行改革，并阻止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进入台湾。陈诚处于对蒋氏的忠诚，拒绝了这个建议。莫成德向国务院报告称：陈诚属于典型的国民党“最反动的”和“昏庸的”领导，对美国无一用处。[170]蒋介石对美国的伎俩极为愤怒，同时也对陈诚“另眼相看”。5月17日，蒋介石决定撤退台湾，他给陈诚发去电报，但竟然24小时未有回电。直到5月21日，陈诚、俞鸿钧、蒋鼎文等三人到马公晋谒，他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下了一半。5月26日，蒋介石乘专机飞往台湾。但耐人寻味的是，他并没有在陈诚坐镇的台北着陆，而是飞到了孙立人控制的高雄。据说蒋下机后问孙立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此地安全吗？”可见当时蒋已经对陈诚留了一手。另据资料，陈诚当时曾命令其下属特务机构，对来台活动的蒋经国进行24小时的“全天候”监视，可见陈诚亦对蒋氏父子“留了一手”。[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