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彻底招安CC派，蒋介石甚至想到要起用放逐在美国的陈立夫。早在国民党“改造”后期，陈立夫就离开台湾，迁往美国新泽西州的湖林镇定居。为了补贴家用，陈立夫办了个养鸡场，最多时达到6500多只来亨鸡。这个鸡场从老板到伙计只有陈立夫和夫人孙禄卿，陈立夫负责加饲料、清粪及其他，陈夫人则负责捡鸡蛋和管理家务。在美国待长后，不时有记者、作家、门生故旧上门探视。每当客人谈及台湾政治，他就沉下脸不说话，问急了，他就简单地回答：“过去国民党是我一手搞的，过去似的党打败了，败军之将不可言勇，有什么好谈的。”[162]
1958年以后，蒋介石曾几次托人捎话，让陈立夫回台湾看看，均被陈托辞拒绝。直至1961年初，由于陈父病危，陈立夫才打定主意回台湾省亲。这时，CC派与主流派之间又爆发一场冲突。当时，“立法院长”张道藩鉴于夹在CC派和“主流派”之间，很难做人，遂先后14次提出辞呈。蒋介石趁势“钦定”蒋经国派的黄国书和倪文亚为新任“立法院正、副院长”。CC派“立委”知道无法染指“院长”一职，但又心有不甘，便集中力量争夺“副院长”的宝座。他们串通了民、青两党的“立委”，推出邓翔宇与倪文亚竞选。蒋介石勃然大怒，再次以党纪约束CC派，强令他们投票赞成倪文亚。2月28日，在国民党中央的“保驾”之下，黄国书、倪文亚分别当选“立法院正、副院长”。
前此四天，陈立夫回到台湾，一下飞机“即奔侍病榻，目不交睫者二十日”[163]。但陈其业年事已高，虽经名医调治，终于寿终正寝。陈立夫办完丧事，立即悄然离台。临行前，有人劝陈立夫就此留台定居时，陈回答说，过去有句话叫“动则得咎”，我现在是“不动也得咎”。
既然陈立夫不肯就范，蒋介石只好御驾亲征。11月，国民党召开八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作《贯彻本党的时代使命和革命任务》的报告，再对国民党的组织状态和纪律状态予以批评。关于党纪党德，蒋介石重申：“目前党纪废弛，党德败坏，是已经到了极点，若干分子不顾革命的利益，不负党员的责任，甚至还有的竟不恤反党毁党，以骂党为荣，以诬党自豪，以敌为友，借敌自重，这虽说只是少数中的少数，但是多数党员，也多不肯为党仗义执言，于是党员乃演成为无是非、无志节、无纪律的败坏现象。”[164]关于党的组织，蒋介石提出：“现在小组多数都呈现一种松懈、颓唐、消极的状态。除了开会的时候，有小组的组织形式之外，几乎已经很少发生作用，就是开会也都是内容空虚，签到了事，还有更荒谬的，则是连到也可以事后补签，造一个会议记录就行了。这显然是领导无方，督察不力，与官僚恶习的作祟。”[165]关于政治风气，蒋介石说：“尤其不可以民意代表的名义利用职务上的特权，对担负行政责任的同志，作无意识甚而至于是别有用心的责难和折辱。而新闻与舆论方面，亦不可以揭发畸形的黑暗面为借口，而从事对政府信誉的破坏，以长嚣长乱，妨害政治的安定进步。”[166]蒋介石还特别点出CC派“立委”反对倪文亚出任“立法院副院长”一事，他说：“在上次立法院副院长选举的时候，一部分反党分子，竟公然违背中央的决定，与党外勾结，合力来反党倒党，这还能算是一个党员么？这还能算是革命的干部么？而中央纪律委员会竟也熟视无睹，根本没有对中央对大会提出检讨，你们的党性何在？而党的纪律又何在呢？我们对于党员重新登记的工作还能延误么？”[167]
虽然蒋介石声色俱厉地叫嚷“重新登记”，但出于种种原因，实际的工作仍迟至一年后才正式开始。在这一年中，国民党组织部门通过各种方式，分化CC派。结果，莫萱言、刘振东、潘廉方、刘锡五、蒋公亮等“立法委员”，不敢过分忤逆蒋氏父子，遂另组“中社”以标榜中立。以后，青年党的李公权、民社党的周树声、无党籍的战庆辉等也加入其中。由于他们办有《民主宪政》半月刊，因此也被称为“民主宪政杂志社派”。潘衍兴、张希哲、王大任、陈佳清、黄强、武誓彭、丑辉瑛等一些较为少壮的原CC派“立委”，为了在仕途上不被封杀，逐渐向主流派靠拢。由于这批人对国民党中央党部取积极支持的态度，故被称为“新中央派”。剩下的CC派死硬分子，则以梁肃戎、吴延环、张子扬等人为代表，他们继续坚持“开明”立场，对中央的政策不时提出批评。但由于他们在“立法院”已居于绝对少数，实际上已不能掀起什么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