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发起的这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可以说是一场文化复古运动，其目的在于为其“反共复国”和偏安台岛寻找精神支柱。尽管就蒋的主观反共而言，目的没有达到，但在客观上对于整理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相当的努力。据统计，仅古籍今注、今译一项，到1981年为止，台湾商务已出版各类共28种。这在部分海外华人中，形成了一股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回归民族传统的风尚，有利于中国统一。
CC派的解体
CC派作为国民党内一个全国性的派系组织，几十年来接纳的成员良莠不齐，各色人等都有。其成员的共性是坚决反共，但在如何反共这个问题上又有分歧。有些人拥护蒋介石搞专制独裁，崇尚“党治”，但也有些人希望走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和法制化的道路。前者多在国民党各级党部担任要职，结果在国民党“改造”中受到重创，势力一落千丈；后者则依仗CC群体的支持，进入“立法院”、“监察院”、“国民大会”。作为“法统”的载体，他们成了当局重点保护的“国宝”，不仅躲过了“改造”的打击，而且地位愈见巩固。他们以“国会”为据点，要求扩大民意机构对行政机构的监督权，对当局的专制行为提出一系列的批评，扮演了所谓“忠诚反对派”的角色。
1951年10月，CC派“立法委员”逼迫以陈诚为后台的“立法院长”刘健群辞职，并于翌年3月推出张道藩为“立法院长”。张道藩在国民党“改造”运动中，实际上已经“改换门庭”，投靠了蒋介石，但出于本派系的历史渊源，他又不能完全站在蒋氏父子一边压制CC派。因此他当“立法院长”九年，“立法院”内屡生风潮。
1952年3月24日，“立法院”通过《出版法施行细则》，规定：“战时各省政府及自辖市政府为计划供应出版品及中央政府之命令所需之纸张及其他印刷原料，调节辖区内新闻纸杂志数量。”4月11日，当局以此为由停止报纸登记，开始了长达35年的报禁。1954年4月28日，台湾当局又颁布了《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对言论出版进行更加严厉的控制。11月5日，国民党再抛出《战时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载事项》。此案出台，引来出版界一片骂声。CC派“立委”立即群起攻击，他们与民社党和青年党“立委”联合，压迫“行政院”收回成命。
CC派在取得反《战时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载事项》胜利后，再接再厉。1955年，“监察委员”余俊贤、余镇洲、吴大宇、王文光、陶百川、萧一山等在“院长”于右任支持下，就“内政部”勒令《世界评论》停刊一事提出纠正案。指出“内政部”的做法是“法外苛政”，要求“行政机关剥夺人民权益之任何处分书，必须详述所以剥夺之事实与理由”。
几乎与此同时，CC派元老谷正鼎亲自出来讲话，称蒋介石父子“以派系消灭派系”，气得蒋氏暴跳如雷，要开除他的党籍。另一个CC派要员潘公展索性跑到美国去办报，抨击台湾当局的不民主。CC派甚至准备以张道藩、谷正鼎、方治、萧铮、洪友兰等五人组成中心小组，协调各派别的关系。
蒋介石为了笼络人心，在国民党八大上，提名陈立夫、谷正鼎、方治、洪友兰、余井塘、程天放、萧同兹、白云梯、田昆山等20余名CC元老担任“中央评议委员”。但CC派似乎不知感激，趁势坐大，继续与老蒋过不去。
1956年，“监察院”CC派提出军人、公务员、教师生活窘迫，要求政府机关撙节开支，并适当提高公教人员的津贴、补助。他们还顺便将“行政院长”俞鸿钧拎出来开涮，说他既在“行政院”领薪水，又在“中央银行”享受总裁供给制，是浪费的典型。1957年3月，“监察院”就此向“行政院”提交纠正案。“行政院”在四个月后复函，但未说明处理情况。CC派认为“行政院”违反《监察法》规定两个月内必须答复的规定，并坚持要求有个说法，遂于9月、10月、11月、12月连续四次邀请俞鸿钧前往接受质询。“行政院政务委员会议”决定拒绝“监察院”的“邀请”。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也通过决议，不赞成俞鸿钧接受质询。“行政院”见有“中央”撑腰，宣称只对“立法院”负责，不对“监察院”负责。CC派则认为，既然“宪法”赋予“监察院”弹劾“总统、副总统”的权力，自然亦有弹劾“行政院长”的权力，遑论仅仅是接受质询。双方吵不完的架，扯不完的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