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号，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遭到空前浩劫的政治动乱，自然被台湾当局加以利用。蒋介石趁势打出“复兴中华文化”的旗帜，以反对中国共产党。
1966年11月12日，台湾当局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修建的中山楼中华文化堂举行落成典礼。蒋介石为此发表专文，文中大谈三民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强调“伦理、民主、科学，乃三民主义思想之本质，亦即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基石”，宣称“三民主义思想，不愧为中华民族文化之汇集，而三民主义之国民革命，乃益为中华民族文化之保卫者”。
蒋介石文章发表后，孙科、王云五、张知本等1500人联名给“行政院”写信，建议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要求定每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同年12月25日，台湾“国大宪政研究会”召开会议，蒋介石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称：“今年国父诞辰，我们乃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发起，这实在也是三民主义思想向大陆更积极更全面的进军。因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实际上也就是三民主义的实践运动；既要在人本精神的基础上，致力于伦理、民主、和科学的现代化国家建设。时代的经验已经教训我们，如果脱离了人本精神和伦理观念，仅仅民主与科学实不足以建设现代化的健全轨道，而是很容易地走到放任和机械的歧途上去；有些西方国家目前显然已经面临了这一困扰。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就是要凭借我们传统的人本精神和伦理观念，来唤醒这一代人的理性与良知，以建立起反共斗争真正坚强和必需的心理基础与精神动力，随后才能彻底的消除共产邪说，摧毁‘匪伪’政权。”[155]26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九届四中全会，会议根据蒋介石的讲话精神通过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方案》。1967年7月18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正式成立，由蒋介石任会长，孙科、王云五、陈立夫为副会长，谷凤翔为秘书长。此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全岛展开。
蒋介石抓住了这面“复兴中华文化”的旗帜，每年当“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时，都给一份“书面致词”。在1970年9月28日的“书面致词”中，先是说了一番：“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以人性为根本，以人道为内涵，教之以诚正修齐之道，示之以治平大国之方，用能使我民族在历史延续中，在艰弥厉，万古常新。”具体提出：“本乎三民主义伦理、民主、科学之意旨，悉力以赴，以完成现代化国家建设之目的。”又对伦理建设、民主建设和科学建设这三者作了解释。最后，蒋介石又落实到那个“反共”上去，重弹什么：“以建立反共斗争之坚强的心理基础与精神动力，成为彻底消灭‘共匪’邪恶思想，摧毁‘匪伪’政权之利器；更为抑制世界赤祸挽救世界文化危机之途径，可谓任重道远，端赖群策群力，本主动负责之精神，以笃实践履之作法，循序渐进，计日程功，努力完成此一伟大崇高之使命。”以后的多次“书面致词”中，同台湾的经济建设挂钩的地方多了起来，如提出“文化复兴运动的创新”，“创新应变是吸取外来新知”（1971年7月27日）；又提出“近12年来，我们对伦理、民主方面的倡导推行，已见成效，而在科学方面，还须百尺竿头，更加努力”，“科学为达成国家‘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也是造成西方‘物质文明’的主要因素，科学本身，是无善无恶的”（1972年7月27日）；又明确提出“要摄取西方现代文化之精华，以充实我们原有民主与科学的根基”（1973年12月7日）。虽然“反共”的词句少了一些，但是大陆上搞“批林批孔”时，蒋介石又抓住这个时机，说了一番“孔孟之道，久已成为国民生活须臾不可离的大道”，“毁孔子即是与全民为敌”。
在大搞“文化复兴”的同时，蒋介石又大抓“研究孔孟学说，恢弘固有道德”，1961年在台湾建立一个“孔孟学会”。陈立夫在回忆中说：“由于孔孟学会之任务，与文复会大致相同，均以弘扬中华文化为主旨，我遂被选任理事长（蒋公为名誉理事长）。”[156]1962年“孔孟学会”第二次大会、1965年“孔孟学会”第五次大会，接着每年一次（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蒋介石都发表“书面致词”，尤其是针对大陆“批林批孔”，大肆展开反共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