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李敖等人鼓吹“全盘西化”，从政治上讲，是反对蒋介石政权的专制独裁，要求民主，有其可取之处；但从学术上讲，他们的观点透出浓厚的民族虚无主义气息，完全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在治学方法上也显得过于武断轻率，气浮于理。胡秋原、徐复观等人则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虽然因其官员身份而在政治上与蒋介石政权具有一定的亲和力，但在学术上却坚持要“对自己的历史文化须采取珍重爱惜的态度，对所有人类的历史文化也采取珍重爱惜的态度”，认为“只有在文化上有这种品德的人，才配谈自由民主，所谈的自由民主才有内容”。毫无疑问，后者的文化观更为现实，也更为成熟。
由于胡秋原等人的观点在客观上与台湾当局的保守性合拍，而殷海光、李敖等人的观点在客观上威胁国民党的“道统”，因此台湾当局采取“保一派压一派的做法”。他们对殷海光采取“四面封杀”战术：解除其在台湾大学哲学系的教职，由“警总”出面逼他“应聘”去“教育部”上班，以免他在青年中散布“邪说”。后台湾大学虽复聘他为教授，但仍不准他上讲台。国际知名学者海耶克访台，有关单位举办欢迎座谈会，邀殷参加，请柬却被特务扣押。海耶克向台湾当局要求见殷海光，亦遭拒绝。他又通过许倬云请殷氏直接去饭店面谈，结果殷氏却在半路上遭到特务拦阻。殷海光披沥数载，写就《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甫经出版，便被当局以“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为由查禁没收。美国一所大学想请殷去任教，但台湾当局又不准他出境。在这种封口、封耳、封笔、封足的环境中，殷海光身体迅速恶化，罹患胃癌。李敖名气没殷海光大，境遇当然更惨。从1963年到1966年，他写的15本专著全被查禁。这种以暴力压制学术的行径，使李敖对当局更感厌恶，径自将笔触从文化学术领域指向了原来尚稍作规避的政治领域。
1965年12月1日，李敖就国民党主管宣传的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谢然之致信《征信新闻报》，要求调查该报记者刘岩一事，写了题为《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的社论，发表在《文星》第98期上。该文指责谢然之“诬控”爱国青年，企图“一手掩天下耳目”，“诬陷忠良”，并要谢引咎辞职。该文还斥责那些“坐在中央党部和各级党部里，而朝外直接管事的人……整天朝小百姓飞书翰、打电话、下条子，不惹得小百姓莫知所从，误会丛生，又怎么可能呢”？该文还要求，在宪政体制下，“国民党不但要注意退出司法、退出军队，并且还要注意在政治上所遗留的‘训政式’的余波与惯性”。
12月25日，国民党控制的《政治评论》发表社论，骂《文星》“走了《自由中国》的道路”，“主张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反对民族主义”，“不讲是非，惟以反对和破坏是务，专事恶意的攻击”，“完全是造谣中伤，挑拨人民与国民党的恶感，用心至毒”，并指斥《文星》对谢然之的指控是“中伤、侮辱、诽谤，其触犯刑章，甚为明白”。12月28日，“台北市政府新闻室”发出通知书，令《文星》从1966年1月1日起停刊一年，理由是“违反发行旨趣”。同时，警方通知《文星》编辑部，禁止《文星》4月号和12月号两期发行。
《文星》被禁，标志着60年代“自由分子”抗争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结束，从此台岛进入所谓的“政治冰封时代”。李敖失却发表作品的阵地，只得去卖牛肉面，但很快就被人抢去了生意。为了谋生，他在英文报纸上登广告，专收旧家电。当时，台湾产的冰箱质量不佳，市面上用的都是美军旧货，以贩卖旧电器维生，李敖遂借此闯出一条生路。1967年，“台湾高等法院首席检查官”下令立案侦办李敖，旋即以“妨害公务罪”对李敖提出诉讼，虽未定谳，但从此处于软禁中。
“自由分子”的活动虽被镇压下去，但也给一贯以中国传统文化保护者自居的国民党相当的“杀伤”力，并留下了“后遗症”。我们知道，在国民党内，戴季陶是“道统”的始作俑者。他最先鼓吹孙中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降中国道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极力塑造国民党是中国道统的嫡传形象，把“国民革命”说成是渊源于中国民族文化深处的一个“现代革命运动”。1927年后，蒋介石更以“道统”的继承人自诩。为了镇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国民党不断散布“共产主义是外来文化”，“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文化是中共“第一号敌人”的谬论。[153]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反复重申，国共斗争是一场“道德文化战争”，是“七分政治的斗争条件与成效”。[154]因此，他企图用所谓“民族文化”为国民党在台岛的偏安寻找一处“精神家园”。不料，随着台岛经济发展，追逐物质享受之风盛行，社会道德水准每况愈下，传统文化观念日趋淡薄。李敖等人又将“全盘西化论”到处撒播，“流毒”甚广，许多人开始对维系国民党的“道统”、“法统”产生怀疑。对此，台湾当局深为忧虑，希望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建立一种“文化自信心”，以对付这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