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充分理解胡适“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苦闷，认定自己有必要发掘胡氏思想中的自由主义精神，并将之发扬光大。1962年1月，《文星》发表了李敖写的《播种者胡适》。2月24日，胡适逝世，李敖刚写完《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随即又写了《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在这些文章中，李敖肯定了胡适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称赞胡适主张“全盘西化”，堪称“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但同时他又指出胡适走得还不够远，他只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右派，一个保守的‘自由分子’”，他虽然主张“全盘西化”，自己却又花精力去研究东方文化，这是“开倒车的学术”，是“他的大懵懂”。因此，李敖提出要“超越胡适”，要“用我们的进步”向胡适“投掷我们的无情”。易言之，即要以彻底的、义无反顾的“全盘西化”，超越胡适那种“开倒车”的“全盘西化”。
此后，李敖先后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病》、《我要继续给人看病》、《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传统下的独白》等一连串文章和著作，以“全盘西化”的思想为“武器”，对中国文化的消极面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认为，中国文化的保守性、狭隘性使中国人易感染“义和团病”、“中胜于西病”、“古已有之病”、“中土流行病”、“不得已病”、“酸葡萄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病”、“挟外自重病”、“大团圆病”、“超越前进病”等11种病。[149]中国一切传统的价值观念，“不论是好是坏，全都是生了锈的发条，全都不能配合新的齿轮发挥作用”。他甚至鼓吹：“一剪剪掉传统的脐带”，向西方“直接的学，亦步亦趋的学，惟妙惟肖的学”，“除了死心塌地学洋鬼子外，其他一切都是不实际的”。[150]在这些文章中，李敖一口气点名批贬了40多位政界、学术界知名人士。如国民党大员张其昀、陶希圣、陈立夫、刘哲，“学政双栖”人士胡秋原、任卓宣、叶青、郑学稼、陈启天，学者钱穆、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徐高阮、毛子水、萨孟武、谢扶雅等，均成为李敖的攻击对象。
被攻击者当然也不是息事宁人的主。1962年2月，李敖在《文星》第52期上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病》一文后，胡秋原紧接着便在第53期《文星》发表达6万余字的反驳文章。随后，徐复观、郑学稼、任卓宣、唐君毅、徐高阮等也纷纷披挂上阵，在《政治评论》、《民主评论》和《世界评论》这“三大评论”上连续发文，批判李敖。论战爆发前后，李敖和其他一些主张“西化”的青年学子，常常到殷海光家问计。殷海光颇有“廉颇老矣”的感慨，表示没有心力参加打笔仗，但可代为出出主意、改改文章。由于殷海光声名太盛，所以对立面认定他是“西化派的主帅”，在批李之余，夹带着将他也是一顿好骂。
这场“中西文化问题大论战”，开始时，大家还讲究点阵法规矩，到后来就扭作一团，什么“阴毒”的招数都使将出来。李敖指责胡秋原等：“二十五年来一直扮演着一个会耍障眼法的角色”，“实在是一群夸大狂的病人”，“是贻误青年的恶疮”。[151]胡秋原则反骂李敖是“西化青年的标本”，说“老先生胡稚晖、青年李敖都主张全盘西化，而走到何典文体”，“嬉笑怒骂不成文章”，并说“如全国青年皆为李敖，我承认中国无望”。殷海光为李敖出头，认为胡秋原等是“用笔杆杀人”，是“把稍微不合自己口胃的下一代人绘成罪徒”。徐复观则封殷海光为“文化暴徒”、“西方人的豪奴恶奴”。徐高阮更抓住殷海光学术译著中的某些纰漏，指责他搞“知识诈欺”。互相攻击的结果，是双方在刊物上对抛“红帽子”。李敖抓住胡秋原的历史大做文章，揭露胡氏曾在30年代由反蒋人士主办的神州国光社出版《唯物史观艺术论》一书，并参加过福建革命政府，又去苏联避难一年半。[152]接着，他又大骂任卓宣、郑学稼等始终未摆脱当年作为中共党员的“前期快感”。胡秋原也翻查李敖的祖宗十八代，说李敖的祖父曾在东北做马匪，其父曾在王克敏伪政权中任职，给李敖戴上一顶“土匪后代”、“汉奸儿子”的帽子，并抓住李敖的中学老师是共产党员之事，硬指李敖有“匪谍嫌疑”。最后，胡秋原以“诬陷、诽谤罪”，向法院起诉李敖，使这场文化问题的学术论战变为一场延续多年的司法缠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