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对派营垒中，胡适是唯一能批评国民党而不必担心去坐监狱的人。胡适死后，除了李万居等个别人仍能在“议会”质询时对当局施政予以指摘外，整个台湾，已见不到一家敢执异议的刊物，读不到一篇像样子的政论性文章。偶尔有刊物发表了令当局不快的文字，就会立即受到严厉惩罚。如《时与潮》杂志，因刊登雷震在狱中所写的《自励诗》，竟被“停业整顿”一年。“立法委员”成舍我用这样四句话来形容知识分子的苦闷：“不写古与今，但写风和月；古事已往矣，今事说不得。”在这种万马齐喑的政治氛围之中，很多知识分子心情压抑，伺机离开台湾，迁往港澳或欧美定居。原《自由中国》的编委聂华芩、戴杜衡，以及著名作家白先勇等，都选择了这条道路。还有一些人慑于国民党的高压而向当局靠拢。如毛子水，在雷案后即受聘担任国民党办的《新时代》主编。但不管形势怎么恶劣，总还有一些知识分子，继续出来讲些针砭时弊的话。因为不能直接议论政治，他们就把笔锋移向文化学术领域，通过鼓吹“全盘西化”、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来表达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和对专制政权的厌恶。这批人的突出代表是殷海光和李敖。
殷海光在大陆时是国民党的拥护者，担任过《中央日报》的主笔。到台湾后，他的思想发生转变，宣布与“昨日之我”告别，转而成为《自由中国》的编委之一。在《自由中国》诸编委中，他写的文字最多，立论也最尖锐，语言清新犀利，有强烈的感染力。雷案后，殷海光被迫停止了政论文写作，继续在台湾大学哲学系授课，过起了较为平静的书斋生活。但由于他名声在外，所以胡适死后，即被推为台湾“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
李敖祖籍山东，其父李鼎彝毕业于“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思想较为开明。14岁时，李敖随全家迁居台湾。出于对“中央集权，整齐划一”的台湾教育制度的不满，他在读完高二后即要求退学。[146]李鼎彝竟表示赞同，亲自找教务长办了手续。1954年秋，李敖以同等学力，考入台湾大学法律系，不到一年，又一次主动退学，不久再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他称：“历史系是个神秘的系，它可以使狂者愈狂，狷者愈狷，笨者愈笨。”在这个专业，他总算从头读到尾，顺利毕业。从1959年开始，李敖入军队服役一年半。军方的评语是：“思想游移，态度媚外。”1961年，李敖退役，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
李敖在大学时代曾听过殷海光的课，因此颇以“殷门弟子”自居。他自称是一个“有宗教狂热的人”，[147]其文字流畅泼辣，郁勃恣纵，有一股愤世嫉俗的气慨。出于多年来对教育的失望和对国民党文化专制的不满，他认为“青年人施展抱负的机会实在受了很大的限制”，决定“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赤手空拳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让他们皱一下白眉，高一下血压”。[148]
1961年11月，李敖在《文星》杂志上发表《老年人与棒子》一文，尖锐地提出来老年人在感情上肯不肯向青年人交棒、在技巧上会不会交棒，乃至是否会倒打青年人一棒的问题，他嘲笑“老顽固们”的衰颓落伍，大声呼唤青年人向前奔跑，并喊出了“大老爷别来绊脚，把路让开”的口号。此文获得《文星》主编陈立峰的赏识，并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原来业绩平平，甚至一度有“盗印”之嫌的文星书店，竟成了最令人瞩目的言论单位。用殷海光的话说：“李敖《老年人与棒子》广泛地引起上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安，也普遍引起下一代知识分子的共鸣。”因此，他将李敖赞为台湾认真而比较深入地讨论“代沟紧张与冲突”问题的第一人。
不久，《文星》刊出了大量介绍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思想的文章，与当时台湾的现代派文学创作相互交融，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思潮。李敖认为，没有一个思想上的大变动，“新思潮”未必会超出学院的范围。为此，他开始对胡适思想进行重新诠释，其“主攻”方向就是“全盘西化”。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就出现了“全盘西化论”。这是因为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原来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上，维系民族意识的儒家思想逐渐失却了号召力，出现了“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趋势。一些知识分子将“全盘西化”和实现现代化混为一谈，认为只有“全盘西化”才能使中国摆脱外来压迫。胡适就曾明确表示：“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以后他虽然一度宣布放弃“全盘西化”的口号，提出“充分的世界化”的主张，但骨子里并无多大变化。不管“全盘西化”还是“充分的世界化”，显然和中国近现代革命理论相对立，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和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不兼容。因此，胡适生前，曾多次向蒋介石建议：按照欧美思想文化模式，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作一定的修正。结果，均无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