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李万居们意料的是，胡适竟迂阔到在接见他们当天的上午竟先去见了陈诚，把他准备讲的话一五一十作了“汇报”：李万居一班人既然说，他们要等我回国向我请教，我要劝告他们两点：（1）在时间上要暂缓他们成立新党的日期，他们应该看雷案的发展，应该看世界形势，如美国大选一类的事件，不可急于要组党。（2）我要劝他们根本改变态度：要采取和平态度，不可对政府党起敌对的态度，你要推翻政府党，政府党当然先要干倒你了；切不可使你们的党变成台湾人的党，必须要和民、青两党合作，和无党派的大陆同胞合作；最好是要能够争取政府的谅解，同情的谅解。在把自己的底牌亮给陈诚看过以后，胡适又表示希望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11月18日，胡适面见蒋介石，又将上述讲话一模一样复述了一遍。
私下里，胡适抄录了白居易的《桂华曲》，寄给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委婉地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其词曰：“遥知天上桂华孤，为问嫦娥更要无。月宫幸有闲田地，何不中央种两株，桂花词意苦叮咛，唱到嫦娥醉更醒。此是人间断肠曲，莫教不得意人听。”胡健中接信后，回诗两首，劝胡适不要“闹”了：“休言天上桂华孤，树色遥看浑似无。月宫田地耕耘遍，何止中央种两株？桂花词意自叮咛，不辞嫦娥夜独醒。此曲只应天上有，莫轻唱于世间听。”从此，胡适说话果然更加小心，再不敢把组织反对党的心曲“唱于世间听”了。
面对“雷震被囚，胡适低头”的形势，新党的筹备委员各找退路。高玉树在连续接到三次传票之后，害怕重蹈雷震的复辙，表示愿意脱离政治一个时期，到外国考察。国民党考虑到此人对台湾民众有一定影响，顺势“高抬贵手”，让这个“不安定因素”离开台湾。高玉树走后，李万居孤掌难鸣。10月14日，“台北市新闻处”认定《公论报》发表《扪心看雷案》一文有“诽谤当局词句”，再次对《公论报》提出警告。与此同时，张祥传向法院起诉，以其拥有《公论报》多数股份为由，要求全面接管该报。“台北地方法院”判处李万居败诉，李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从此，他便卷入财产官司之中，加上疾病缠身，再无心力从事组党活动。这样，本已孕育成熟的“中国民主党”，终于在快足月的最后一刻流产了。
“文星”案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雷案的风波给胡适身心造成巨大打击，致使他心脏病数次猝发。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馆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选出1960—1961年度的新院士。下午，召开祝贺酒会，胡适致词，讲来讲去，话题又绕到言论自由这一点上。他满腹忧愤地说：“海外回国的各位，自由中国，的确有言论和思想的自由。各位可以参观立法院、监察院、省议会。立法院新建了一座会场，在那儿，委员们发表意见，批评政府，充分地表现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监察院在那个破房子里，一群老先生老小姐聚在一起讨论批评，非常自由。还有省议会，还有台湾二百多种杂志，大家也可以看看。从这些杂志上表示了我们的言论自由。”此时的胡适显然有些过于激动，简直就是在疾呼控诉。突然，他刹住话题，说：“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6时半，酒会结束，胡适依旧站在讲话的地方与宾客握手道别，突然身子晃一晃，倒在地上，再未起来。
国民党为胡适举行了隆重葬礼。2月25日早上，蒋介石亲撰“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理论中新思想的师表”的挽联，以表示“哀悼”。后来又送来一副挽额“德智兼隆”。6月27日，蒋介石又特颁了“褒扬令”。陈诚也送了挽联：“开风气而为师，由博涉融合新知，由实践探求真理；瘁心力以致于学，其节概永传寰宇，其行宜足式人群。”蒋经国从台南返回台北后，立即登门吊唁，说：“国家正需要他的时候，他却溘然长逝了，真是国家民族的一大损失。前天在南部听到胡先生的噩耗，内心里好像突然受到重击，使我无限难受”，“胡先生这样去世，就如一个大将死于疆场一样，不仅光荣而且伟大，永垂不朽”。相映成趣的是，胡适的老友、民社党人蒋匀田就此撰两联，一联曰：“破传统权威，从今无复先驱者；论自由民主，与公同属围剿人。”另一联曰：“您活着，有些人张牙舞爪；您死了，有些人猫哭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