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眼看一个反对党即将诞生，不得不撕破脸皮，逮捕雷震。雷震入狱，李万居和高玉树即做好了被捕的准备。但国民党考虑到国际观瞻，极力缩小雷案的影响，矢口否认此案与新党有关，因此并没有把李、高立即牵扯进去。李、高抓住这一点，继续推动组党工作。
9月11日，李万居等人举行会议，决定将“选举改进座谈会”改名为“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以便早些打出“中国民主党”的旗号，扩大影响。9月12日，“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发表声明：宣布改名消息；宣布李万居已担任筹委会代理主席；宣布筹委会将于近期内讨论新党正式成立日期。到翌年1月举办市政选举时，新党将作为在野党同国民党竞争。声明还要求立即释放雷震等人，至少将他们交付司法审判。9月25日，李万居、高玉树、夏涛声、王地、郭雨新、许世贤、叶炳煌、苏东启，黄玉娇等10余人举行筹备委员会会议，听取各地区召集人报告筹组情况。会后，李万居向《公论报》记者发表讲话，宣布雷震被捕是为筹组新党，新党要为他聘请律师，并支付雷案诉讼费用，已为此募得新台币万余元。李万居并宣布，新党筹组工作已深获民间普遍的同情与支持，要求参加新党的人越来越多，因此，雷案并不影响新党筹组工作的进行，反而会促进新党组织提前成功。
虽然李万居讲得壮怀激烈，但实际上新党已处于举步维艰的状态：（1）国民党逮捕雷震时，抄走了存在雷家的“中国民主党”全部文件，包括政纲、宣言草稿及党员名单等。李万居等人没有副本，又没有组党经验，要把这些文件重搞出来相当困难。（2）雷震被捕，意味着国民党要以强力镇压手段对付新党，很多原来支持新党的人改取观望态度，一些筹备委员也开始打退堂鼓。（3）李万居、高玉树等人主要代表台湾地方势力，而民、青两党成员和大陆籍的“自由主义分子”，顾虑到新党将为台籍人士把持，故踌躇不前。（4）台北法院已经多次传讯高玉树，李万居也自身难保，难以全力以赴推动新党组织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组党的各方“神仙”都希望胡适出来主持大局。他们认为，如果胡适能从美国赶回来向国民党抗议，并以辞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力争，或许能为新党运动赢得一丝曙光。这是因为：（1）胡适地位显要，国民党碍于舆论，一般不会动他。如他挺身而出，很可能迫使国民党让步，这将使很多持观望态度和踌躇不前的人继续支持新党。（2）胡适出头担任新党领袖，将使大陆籍人士恢复加入新党的积极性，亦将大大增强新党在海内外的号召力。（3）国民党逮捕雷震是为了扼杀新党，如果捕去雷震却引出比他更具号召力的胡适，反而得不偿失。（4）胡适出面组党，雷震就自然降为“次要人物”，失去了“杀鸡儆猴”的功用，国民党对他的量刑就可能从轻。
10月7日，高玉树代表新党筹备委员会宣布，新党暂缓成立，等胡适回台后再做定夺。这意味着新党的生死存亡已系于胡适一身。令人失望的是，胡适这位“文化名人”同时又是一个政治上的庸人，从未想过要与蒋介石翻脸相向。他非但不敢像有些人期望的那样以辞职来表示对国民党的抗议，甚至不敢像李万居、殷海光、费希平等人那样公开指责此案是“文字狱”、“党狱”、“冤狱”。他只是从美国给陈诚发去两封电报，给管教育的国民党要员陈雪屏写了一封信，请陈诚和陈雪屏出面说情，把雷震的军法审判改为司法审判。他的学生唐德刚教授后来回忆道：“他老人家那一副愁眉苦脸，似乎老了二十年的样子，我前所未见，看来也着实可怜见的。后来我拜读他那自我解嘲的雷案日记，尤觉这位老秀才百无一用之可怜。‘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胡先生对这件事始终是内疚弥深。‘百无聊赖以诗鸣’。他老人家只好把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绝句《桂源铺》抄来抄去……诗曰：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9月21日，胡适在会见美国记者李曼诺时说：“在这天翻地覆的时候，我觉得要组织在野党应更加慎重行事。尤其是许多人赞成我来组织这个党，我是没有这份兴趣的。我要弄政治，还要等到七十岁才来试试吗？”
10月22日，胡适返回台湾。回到南港寓所后，他接见了大批记者，并讲了对“反对党”的看法：“十多年前，我曾劝过国民党领袖，最好从中国国民党自由地分化出来，根据各人的政见演变成两个大政党。从蒋先生以下，我都和他们说过。”他还表示：“希望有一个有力量、像样子的反对党。”“如果组成的确实是个像样子的党，我可以公开支持；如果不好，我可以保留不说话的自由或批评的自由。”他重申两点：（1）不做领袖；（2）要先看看。次日，李万居、高玉树、郭雨新、王地、黄玉娇等新党筹备委员即赶去看他，因当天胡宅客人很多，胡适约请这批人26日吃饭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