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台湾“自由分子”组建中国民主党持乐观其诚的态度。美驻台“大使”庄莱德和“大使馆参赞”奥斯本称：“中国（台湾）可以步上民主国家，可以不使美国再受到扶持国民党一党独裁的讽刺。”[142]连一向亲蒋的美国《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也公开表示“兴奋”。
有了美国人的支持，“自由分子”信心大增，加快了组党步伐。《自由中国》连续发表了七篇名为《论反对党》的社论，宣扬“民主政治是今天的普遍要求，但没有健全的政党政治就不会有健全的民主，没有强大的反对党也不会有健全的政党政治”。
5月18日，代表台湾地方势力的吴三连、李万居、高玉树等，代表《自由中国》主要成员的雷震、傅正等，代表民、青两党的夏涛声、朱文伯等，合计共72人，在民社党中央总部集会。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国民党在第四届地方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讨论近一个小时后，有人便不耐烦起来，认为讨论如何改善选举纯属徒劳无功，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尽速组织反对党，大家不如先讨论这个问题。于是，会议的基本议题改为组党问题。一种意见主张解散民、青两党，另组建强有力的新党；另一种意见主张两党合作纳入新人，重组新党。经过激烈讨论，与会者一致同意：不管国民党是否同意，我们也要组党。会议决定先成立一个“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在各地设立分会，由主席团推出约30人担任地方选举改进工作，并与民、青两党协商组建新党。[143]
此后，雷震等人便积极展开活动，到台中、嘉义、高雄、中沥各地举行座谈会，名义上是讨论如何改善国民党选举舞弊问题，而实际上则是测验老百姓对新党的拥护程度。6月15日，选举改进座谈会发表声明：（1）宣布“选举改进座谈会”正式成立，在不分省籍、党派的原则下，选出55名委员，将从年底县市议员选举时，督促改进地方选举。（2）决定立即筹组新党，使“一党专政绝迹”。6月26日，选举改进座谈会宣布雷震、李万居、高玉树三人为发言人。雷震、李万居、高玉树、夏涛声、吴三连、郭雨新、齐世英、李源栈、石锡勋、王地、郭国基、杨金虎、谢汉儒、许世贤、黄玉娇等17人为召集委员。
针对雷震等人的组党活动，国民党紧急动员。陈诚发表讲话，指责组党“违反国策”。国民党的三大党报《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新生日报》也都赤膊上阵，称新党“为共产党的统战服务”，执政党“不予承认”。有关当局还放出谣言说“中共驻港的工作人员暗中支持台湾新党活动”。[144]
国民党特务对新党筹备组成员进行24小时的“全天候”监视，筹备组每开一次会议，特务们都蜂拥而至，详细纪录每个与会者的活动情况。这些特务不是隐藏在暗中进行监视，而是公然向会场探头探脑，或大模大样地跟在雷震等人身后，“寸步不离，如影随形”，既对雷震等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又吓阻了接近新党的群众。
国民党还采取了一系列无赖手段，打击新党筹备组中的重要台籍人物：对吴三连名下的产业实施经济干扰，逼迫其暂时离台六个月。对李万居主办的《公论报》，使用行政手段限制销售。待其濒临破产之际，又唆使国民党“台北市议长”张祥传乘机打入，控制了该报多份股权。对高玉树，更是使出“缠讼”绝着，指使人控告其犯有渎职罪和窃盗罪。8月22日，台北市地方法院向高玉树发出传票。高玉树官司缠身，自顾不暇。
尽管受到重重压力，新党筹备工作照样进行。《公论报》针对国民党党报宣扬“执政党不予承认”一说进行反驳，指出公民按“宪法”有结社自由，一批公民组织政党根本不需要别的政党批准和承认。民社党办的《民主中国》和青年党办的《民主潮》也发表了措辞尖锐的社论，揭发国民党的“各党派平等”全是骗人的鬼话，实际上“国民党不仅仇视我们，压迫我们，甚至还用各种恶劣手段分化我们”。张君劢、左舜生等则在海外欢欣鼓舞，为将成立的新党大声喝彩。
8月底，筹备工作基本就绪。预定由雷震任“中央秘书长”，实际负责党务。上设一常务委员会，由李万居任主席，高玉树、杨金虎、齐世英、杨毓滋任“中央常务委员”。党纲、党章、宣言等文件，也陆续制订完备。9月1日，《自由中国》出版组党专号（第二十三卷第五期），开篇是《自由中国》编辑部撰写的社论《一江东流挡不住》，指斥国民党《中央日报》“违拂常识和公意，拗逆世界民主潮流，对于筹组新党的民主爱国人士横加侮辱威胁，先期妄肆批评攻击”，并宣布“中国民主党”的成立是大势所趋，“大江东流挡不住”。此外，专号还转载了《星岛日报》、《公论报》等其他报刊支持新党成立的六篇专论，并登出由雷震、李万居、高玉树等三位发言人联合签署的《选举改进座谈会紧急声明》，称：“组织新党的运动已经是海内外民主反共人士一致的愿望”，“在台湾是由下起来的潮流”，“我们对于新党的政纲、政策、党名及党章等都有了初步的定案，预定在9月底以前即可宣告成立”，“这不是任何干扰所能阻止的”。[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