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月，《自由中国》发表名为《取消一党专政》的社论，指出：蒋介石承诺“非凭借武力”是“一大进步、一大转机”，“到现在，我们在政策上所当采取的重大转变的原则，理该是由军事第一到政治第一”。社论痛骂国民党“由限制出入境到非法逮捕、拘禁、审问、处罚，而侵犯了人身自由；由管制新闻到不准批评政府的反共报刊入口，以至禁止军中阅读依法登记的出版物，终至于制定了出版法，而侵犯了言论、出版自由；由管制人民集会到不核准‘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的登记，而侵犯了人民的集会、结社自由。结果是，人民不成其为主人。政府在剥夺了人民主人地位的同时，又积极地建立庞大的政工制度，以便国民党透过政工干部之手，在全国海、陆、空各部队中积极活动，从事党化军队的工作，把国家的军队变为一党的军队，期使国民党的统治地位，稳如铁打的江山。这种做法，非但迫使民社、青年两党，只有永远处于所谓‘友好’的地位，作为政治上的点缀品，且使得号称主人的中华民国人民，也只有永远忍受国民党的统治，而无法享有宪法所明确保障的神圣权利。政府仍恐这种党有的基础，终将由于全国人民的觉醒，而发生动摇，便又进一步推行党化教育，乃至所谓‘革命教育’，向下一代灌输党的教条，使中华民国国民，从儿童时期开始，便被慢慢塑造成为国民党的党员。政府又恐这种党化教育未必能全部收效，又进一步假借推行学校军训的名义，专门成立一个‘青年反共救国团’，来篡夺学校原有的训导工作，以求彻底控制高中以上的学校活动，企图使得全国的青年学生都成为国民党的政治资本”。关于民意机构问题，社论指出：“依法早该改选的‘中央民意代表’，无限期的延长任期，而使人民的政治权力，更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国防会议’、‘青年救国团’，以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之类的机构，可以不经立法手续而设置。免试升学的措施，可以在立法院反对下依旧推行……监察院的调查权，也受到党的压制，而无法行使。司法的审判权也受到党的干涉，而不能独立……于是各级民意机构根本无法反映民意，更不能对人民负责。”关于地方自治，社论指出：“（国民党）在竞选期间，便非法利用军、公、教人员的力量来助选。在投票期间，又非法利用其指派的监察人员力量，使‘监察’变成了‘监视’，‘秘密投票’变成了‘公开操纵’，‘自由选举’变成了‘干涉选举’，甚至干脆采取所谓‘安全措施’而大量冒领选票，以至在开票期间，更非法利用这类人员增多非国民党候选人的废票。到最后，总是国民党籍候选人稳操胜券。即令非国民党籍的落选人员，对这类非法的竞选行为诉之于法，但国民党还可以透过行政干涉司法的途径，尽力保障国民党胜利的成果。纵然非国民党籍人员，也侥幸有一二人当选，但仍无法摆脱国民党县市党部及外围组织的牵制和干扰，在事实上无法行使职权。”最后，社论要求国民党“破除‘万世一党’的一党专政观念……以昨死今生的精神，改向民主宪政的大道迈进，进而在政治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好基础。以求一步步达到‘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目标”。
继这篇社论之后，“自由分子”又趁1960年2月美国派调查团到台湾了解“经援”情况之机，搜集了一批对国民党不利的材料，由胡适面交调查团团长德莱柏。这份材料向美国建议六点：（1）请美国扶助成立反对党，通过自由选举方式，逼国民党下台。（2）请美国敦促台湾当局裁军。（3）台湾完全是警察统治，在军队、在学校、在各级机关，均有特务监视。自1958年8月起，被拘囚之民主人士凡1400余人，均以“共谍嫌疑”为词，构成“莫须有”之冤狱。其中秘密处死者已有400人。请开中美联合法庭提审以昭雪无辜。（4）如独裁政府不接受美国劝告，应断绝美援。今后美援应设一个由民主人士管理之机构负责分配，以免尽饱独裁者私囊。（5）应劝蒋介石明确宣告不谋求连任下届总统。（6）应说服台湾当局恢复孙立人、白崇禧等73人之自由，准许他们离台考察。
2月17日，国民党中央常委通过《修正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以巩固国家领导中心案》。3月11日，“国民大会”通过莫德惠等966名“国大代表”提出的“修宪案”。3月21日，蒋介石当选第三届“总统”。至此，“自由分子”的“护宪”努力归于失败。他们认识到向国民党要求“宪政”，无异于与虎谋皮，仅在报刊和“省议会”发发牢骚，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立即建党进行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