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自由中国》召开集会，胡适致辞，讲了三点：（1）过去曾希望国民党能像土耳其的国民党那样分成两党，以奠定民主政治的基础。但是直至今日，他的这个希望未见实现。“俟河之清，人生几何”。因为不能长期等待，就不得不考虑其他途径；（2）现在许多人对“反对党”的概念甚为反感，总把“反对党”与颠覆、捣乱等同起来，建议以后不用“反对党”而改用“在野党”一词。（3）“现在可否让教育界、青年知识分子出来组织一个不希望取得政权的在野党”，“一般手无寸铁的书生或书呆子出来组党，大家总相信不会有什么危险，政府也不必害怕”。
胡适讲这番话时，正值“行政院”以“密件”形式向“立法院”提出《出版法修正草案》，谋求进一步加强对新闻报刊的政治控制。此事在岛内引起轩然大波，遭到各种舆论的齐声批评。但在“行政院”压力下，“立法院”内持反对意见的CC派“开明立委”还是向当局让步，致使《出版法修正草案》三读通过。胡适深切体会到：依靠党内的“开明人士”无法达到政治改良的效果，必须由党外人士组织在野党对“政府”实行监督。因此，在《出版法修正草案》通过当天，《自由中国》又发表了名为《积极展开新党运动》的社论，认为在《出版法修正草案》的论争中，明显暴露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向往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在今天已深深感到无法在国民党以内施展其抱负。我们相信观念之转变应能带来在野党运动之转机”。社论提出，组建新党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由国民党内分化出一个新党，如此则全部责任都加在国民党内的自由民主分子身上，而党外人士则无法发挥作用；另一种是由国民党外的知识分子起而组党，这将把国民党内的开明派排除在外。既然两种方案都有缺陷，故应当成立一个“各方面保持共同理想的知识分子的联合组织，使大家都能为这一理想之实现而奋斗”。换言之，不仅是要求党外反对派成立政党，而且要挖国民党的墙角，把国民党内的“自由分子”也拉出来。社论最后说：“自从胡先生历次建议成立新党，本刊一再竭力鼓吹以来，无可讳言的，我们所赢得的内心共鸣与口头赞同，多于公开的响应……但我们亦发现动机已不缺乏，各方条件趋于成熟，现在需要的只是决心。本刊愿在此再度向海内外保持民主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大声呼吁，并且相信只要为大家所信赖的人物愿担起领导的责任，新党运动就可积极的展开。”
然而，事情并非像《自由中国》所宣传的那样简单。香港的“自由分子”杜蘅知分析说，要组织反对党，将首先面临四大难题：（1）国民党的打击。（2）事实上在台湾没有多少“自由”知识分子。90%的知识分子是国民党员，需遵守党纪。剩下10%的知识分子，大多是政府雇员，吃的穿的住的，全仗当局配给，谁敢冒砸饭碗的危险。（3）组织政党需有擅长组织工作的专家，仅凭单纯的知识分子组党，势必被特务渗透，到时他们施展分化离间的本领，准把新党搞散。（4）组党要有经费，今日的知识分子99%都是穷光蛋，到何处去筹措这一笔巨大费用？
此外，组建新党还需要有一位“大家所信赖的人物愿担起领导的责任”，但事实上却没有这样的人物。在这段时间里，雷震常常偕夏涛声去看望胡适，劝他做新党领袖，而自己愿意担任秘书长，负实际责任。胡适说他“今日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是一个学术机关，同时又出来搞政治，实不相宜”。他又极力劝说雷、夏出来组织，而自己愿在一旁赞助。最后胡适表示可做新党的普通党员，在召开成立大会和党员大会时，一定出席讲演捧场。雷、夏说：“恐怕党未组成，而人已坐牢了。”胡适蛮有信心地说：“国民党已把大陆丢掉了，今日总该有点进步吧。”雷、夏齐声答复说：“今日地盘小了，可能握得更紧吧。”[141]
为了给雷震打气，胡适破戒陪雷震和夏涛声喝酒，以“预祝新党之成功”。席间，雷、夏愁眉不展，胡适受到“感染”，情绪亦随之低落，连声哀叹“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雷、夏见胡适迟迟不肯出头，也就没敢启动组党的各项工作，转而投入到与国民党的“修宪”、“护宪”之争中去，只有《自由中国》依然在组党问题上喊得很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