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的流产
“自由分子”除了在言论上对台湾当局“说三道四”外，还企图建立在野党对“现政府”实施牵制。
早在1949年底，胡适、雷震、蒋廷黻等就曾准备建立一个新政党。胡适为之取名为“中国自由党”。在1950年1月出版的《自由中国》第一卷第一期和第二期上，曾连载《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后因胡、蒋两人留居美国，此事拖了下来。1952年，胡适回到台湾，在一次与蒋介石的谈话中，他提起了想和蒋廷黻组织中国自由党一事。蒋故作高深地说：“请告诉廷黻不要另外组党了，还是回到国民党里来吧。”胡适向来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是出名的“不疑处有疑”之人，听了蒋介石的回答，他仔细品味“回到”一词的含意，怀疑蒋廷黻原来就是国民党员，更进而怀疑他是蓝衣社的，因此组党兴趣大减，此事遂作罢论。
以后，胡适不止一次地劝告蒋介石学习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将中国国民党分化为两三个政党，以期慢慢发育成真正合格的反对党。而蒋介石本人则可摆出超然党外的姿态，以个人的威望扶植“政府”的威望。蒋介石觉得这种建议过于迂阔，一笑而已。据《自由中国》后来透露，当时“国民党内接受了民主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确实意有所动，至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式。当时之所以极少人公开响应，那是由于国民党内倾向于民主自由的分子，还认为应在国民党内部进行改革，这样才能尽量减少摩擦与震动”。
蒋介石虽然拒绝了胡适的建议，但还是表示：愿看到民、青两党合组为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1954年3月26日，蒋介石对民社党的蒋匀田和青年党的左舜生说：“我以朋友的身份建议贵两党商议合成一个强有力的在野党。”[140]蒋匀田听后表示“愿努力为之”，左舜生则笑而不答。当时，台湾岛内的民、青两党均已四分五裂。三年前，青年党已分裂为以陈启天、余家菊为首的“新生南路派”和以夏涛声、朱文伯为首的“大华新村派”。这次左舜生回台湾，就是为了促成陈启天派和夏涛声派的和解。此事本已有了眉目，但蒋的许诺传出后，两派的人都想在本党取得优势地位，以便在将来合组“强有力的在野党”时捞到高级席位，结果矛盾反而加深，和解协议迟迟不能签字，左舜生扫兴返回香港。本来还维持统一的民社党也矛盾四起，以蒋匀田为首的“八常委派”和徐傅霖为首的“党务整理派”公开决裂。民、青两党的内讧，使其再无可能具备组织“强有力的在野党”的条件。有人说，这是蒋介石“二桃杀三士”的政治谋略，端得高明。
民、青两党虽然分裂，但“自由分子”仍不断在报章发表组党言论。1957年4月1日，《自由中国》发表名为《反对党！反对党！反对党！》的社论，大声呼吁自由民主人士起而组党。正在这时，台湾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吴三连、郭国基、杨金虎、石锡勋等召开会议，讨论国民党在选举中舞弊的问题。为了对付国民党在这方面的“安全措施”，吴三连等准备建立一个常设机构，以协调党外候选人的选举事宜，联合起来与国民党对抗。这一设想立即得到雷震、李万居、夏涛声、朱文伯等人的支持。大家商议的结果，决定将这个常设机构取名为“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以表明它并不是政党。但实际上，是以这个机构的成立为组建新党投石问路，并不排除将此机构进一步发展为政党的可能。7月初，“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按台湾当局的有关规定，向“台北市政府”提交登记申请书。台湾当局鉴于这个机构实际是新党的雏形，迅即令“台北市政府”以“无权办理全国性团体”的理由驳回。8月初，该研究会又向“台湾省社会处”申请。12月，当局又以不符合1942年颁布的《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为由驳回。《自由中国》、《公论报》、《民主潮》和香港的《祖国周刊》、《联合评议》、《自由人》等刊物，闻讯纷纷发表评论，引伪宪法中关于“公民有结社自由”的规定，向国民党据理力争，但国民党根本不屑一顾。既然国民党连结社都不批准，自然更不能开放党禁，“自由分子”们被迫将组党一事暂时搁置。
第一次组党企图破灭，但“自由分子”并不气馁。1958年2月，《自由中国》发表名为《反对党问题》的社论，呼吁知识分子起来组党以完成“他们对国家所担负的责任”。社论并指出：那种认为在“戡乱时期”应暂时忍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想法“是完全错了”，需要成立反对党来监督执政党并使它实行必要的改革。这个反对党“应该是一个忠诚的反对党，它必须支持执政党的反共政策，而以推翻大陆上的极权统治为一项不可动摇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