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双方各退一步，事情算有个了结。不想，胡适突然从美国“拔刀相助”，寄回一函，请求辞去发行人的头衔。信中说：“儆寰吾兄，我今天要正式提议请你们取消‘发行人胡适’这一行字。这是有感而发的一个很诚恳的提议，请各位老朋友千万原谅。何所感呢？《自由中国》第四卷十一期有社论一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我看此文十分佩服，十分高兴，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我正在高兴，正想写信给本社道贺，忽然来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论经济管制》，这必是你们受了外力压迫之后被逼写出的赔罪道歉的文字……我因此细想，《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信的前面，胡适还写了几句，问是否可将此来函发表在《自由中国》上。
胡适来信，让雷震作难。但最后，他还是不顾政治压力和严重后果，将信函全文发表在第五卷第五期上。1951年9月4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萧自诚、陶希圣、胡健中、张其昀、曾虚白及太子系干将周宏涛、唐纵、谷凤翔、彭孟缉等把雷震叫到中央党部进行“公审”。萧自诚面斥雷震发表胡适的信是“捣乱”；彭孟缉则诬指雷震有套汇嫌疑。当天下午，“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即向雷震发出传票，命他出庭解释套汇问题。雷震拒绝出庭。
但打狗要看主人脸，雷震的背后是胡适，胡适的背后是美国。蒋介石投鼠忌器，怕打碎了这块“民主活招牌”，拂了美国人的欢心。在这种情况下，“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不得不再次出马。他一方面指责雷震发表胡适书信，是有意造成胡适与政府的对立，并说台湾风雨飘摇，经不起胡适信函添出的风浪；另一方面他又请求陈诚出面写信给胡适说明原委，并公开发表在《自由中国》上。信中说“政府”决不会“设陷阱诱民”，对胡适的“远道净言”“当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衷忱，欣然接受”。同时强调胡适的书信能在《自由中国》上发表，足以证明台湾有言论自由。
胡适在收到刊有陈诚书信的第五卷第五期前，看到旧金山《世界日报》合众社台湾消息，谣传《自由中国》已被查禁。于是，他又给《自由中国》全体编委写信，说：“如果不确，请你们通知合众社，请他们更正，并请电告我。如果《自由中国》真有被禁售的事，那么我们更应该为此事向政府力争，应该把一切政事让国桢‘主席’知道，让辞修‘院长’知道，让蒋‘总统’知道。”又说：“自由中国不可以没有自由，不可没有言论自由。‘总统’和‘行政院长’在这个国难时期，更应该确实鼓励言论自由，使人民的苦痛、政府的毛病，都有上下周知的可能。此是大事，我辞职是小事。我要先弄明白一点：究竟你们在台北办《自由中国》有没有言论自由？”雷震有了上次的教训，不敢再“乱来”，立即将胡适的来函抄送蒋介石、陈诚、吴国桢、王世杰、张其昀、杭立武等人。杭立武说：“台湾尚未安全，大家要体谅‘政府’，不要再去信刺激胡适，引来他与政府更尖锐的对立。”此事终于平息下去，在陈诚的“关照”下，蒋介石也将原拟开除雷震党籍的处分改为警告。
此次事件之后，《自由中国》改由编辑部发行，文风的尖锐泼辣依然如故。雷震连续又写出《舆论与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民主政治就是舆论政治》、《健全舆论形成之要件》、《诽谤之意义及与言论自由之界线》等文章，并辑成《舆论与民主政治》的单行本，广泛发行。这些文章强调“民主和非民主，真民主和假民主之分，就看有没有‘自由讨论’的舆论存在”。雷震呼吁：“大家对于政府的政策及其实施，都可以公开地来讨论和自由地来批评，不必畏缩，毋所顾忌。”
1952年，胡适（前排左一）从美国回到台湾，与老友重聚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