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蒋介石政权已经江河日下，胡适等人对时局的分析，始终认为问题还是出在思想文化上。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再次举起“自由主义”的大旗。8月1日，胡适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说什么“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世间的民族，在这个大运动里，努力有早有晚，成功有多有少。在这个大运动里，凡是承认自由是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的，凡是承认自由难得而易失故必须随时随地勤谨护视培养的，都是‘自由分子’”。然后他话锋一转，从“思想”进入“政治”：“但东方的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的绝大贡献就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是强调拥护民主：一个国家的统治权必须操在多数人民手里。”
为宣传自由主义思想，胡适和他的拥护者们在1949年11月创办了一份名为《自由中国》的杂志。为此，胡适还亲自确定了四条办刊宗旨：（1）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督促“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设“自由民主”的社会；（2）支持国民党的反共政策；（3）帮助共产党地区的人民“恢复自由”；（4）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中国。[130]
《自由中国》创刊时，由胡适任发行人，雷震任社长，国民党内的王世杰、杭立武等也参与其事。该刊编辑中较为著名的还有毛子水、张佛泉、殷海光、瞿荆洲等多人。这部分人或多或少都与国民党有较深的历史联系。胡适本人虽然从未参加国民党，但始终是蒋介石的座上客，号称“台湾第一号学者”。雷震本是国民党老党员，曾在1935年出任国民党中央监委。他与王世杰长期共事，担任过边民参政会和伪“国大”的副秘书长。在国民党“改造”运动中，他未参加登记，自动脱离了国民党，但他仍具终身“国代”的身份，与国民党内的CC分子交往密切，政学系的吴国桢则直呼他为“三哥”。
迁台后，《自由中国》成员又和张君劢、左舜生、李磺等民社党、青年党部分成员以及先后担任过“台北市长”的吴三连、高玉树，担任过“台湾省议会副议长”的李万居，当选过“省议员”的李源栈、郭国基、郭雨新等台湾地方势力代表搞在一起。这三部分人彼此间密切合作，在所办的刊物上互相转载文章，并互以对方的头面人物为撰稿人。每有政治风浪，三方的代表人物往往持同一腔调并在政治舞台上协调行动。所以，实际上这三部分人形成了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这批人之所以能联到一起，归根结底，是由于他们有相同的思想倾向，即崇尚英美的政治制度和西方的自由民主学说。他们一方面对共产党存有偏见；另一方面又对台湾当局践踏人权的特务统治和所谓“学自共产党”的军队政工、“青年救国团”等不满。他们要求解除报禁、党禁，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人权，结束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在他们所办的刊物中，不时刊登一些报道和评论，揭露特务的丑恶行径，评论台湾当局的施政弊端，甚至直接提出其改革主张。因此，他们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冲突，往往是由一篇文章而引发。
1949年，雷震一家初抵台湾，这一年他创办的《自由中国》半月刊正式发行。
1951年6月，《自由中国》第四卷第十一期刊出一篇名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揭露台湾特务机关搞无本万利的买卖，即派人装成高利贷者或倒卖外汇者，一旦有人上钩，马上以“扰乱金融罪”逮捕，然后向上峰领取奖金，并按规定截留“赃款”的65%。社论指出：如果已有金融犯罪集团存在，保安人员为侦察故，伪装打入其内部是可以的。但如果由保安机关自己组织犯罪集团，引人参与，一旦有人上钩立即惩办，这种做法，等于是“政府诱民入罪”，本身已构成犯罪。社论还引用了“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古语以为讽喻。社论发表后，保安副司令彭孟缉找到蒋介石和陈诚，说《自由中国》这篇文章破坏台湾的金融管制，使他今后无法工作。彭并亲自给雷震家打电话，威胁说要和雷震“算账”。彭孟缉还在国民党上层官员中，四处扬言说雷震侮辱了“保安司令部”，绝不与之善罢干休。当时，雷震还是终身制的“国大代表”，可彭孟缉公然派特务坐在他家门口监视。雷震不甚其扰，找到“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要求按照“宪法”保护“国代”的言论自由。王世杰认为社论所说虽是事实，但为了反对共产党，政府需用彭孟缉这类人，故不能不迁就一点。末了，他还建议雷震在《自由中国》上再发一篇文章，从正面作出解释。但他又体谅说：“不必作违心之论。”[131]不久，主管国民党宣传事务的陶希圣也劝告《自由中国》再写一篇东西，向彭孟缉表示歉意。雷震遵命写就了《再论经济管制》一文交陶希圣审阅，陶看后认为该文是“强辩，全无表示歉意的意思”，“是火上浇油”。[132]雷震无奈，只得请陶希圣修改。陶便在原文中添加了许多赔礼道歉式的词句，如“我们对于数年来台湾的经济管制和改革，是承认其有相当功效的”，“我们绝不是对于任何人的操守有所指摘”，等等。此文最后发表在《自由中国》第四卷第十二期上，算是向保安当局赔礼道歉。同时，彭孟缉也在王世杰和陶希圣等人的劝说下，打消了进一步扩大事态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