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离开东北局后，东北局的主要领导更加繁忙，无法抽身去河北平山县参加这次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因此，东北局决定派黑龙江省委的赵德尊作为代表团团长，率领东北代表团出席会议。代表团成员还有合江省的王伯瑾、辽吉省的岳胜、辽东省的卫之、辽南省的陈一凡等同志。
临行前，高岗代表东北局与赵德尊谈话，让其到西柏坡后，除了在会议上汇报东北土地改革的基本情况外，还要专门向刘少奇详细汇报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关于东北战略方针问题的争论情况。
赵德尊奉命率领东北代表团来到西柏坡后，于7月21日在大会上做了长篇发言，并在会议期间，向刘少奇汇报了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关于东北战略方针问题的争论情况。
刘少奇听完赵德尊关于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战略方针问题的争论情况的汇报后，虽然肯定了陈云、高岗、张闻天在当时的主张是正确的，但也明确地说，当时的那场争论时间很短，东北局的领导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再纠缠此事了。
赵德尊参加完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回来后，将会议的情况向东北局做了汇报，也将刘少奇关于应当正确对待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关于东北战略方针问题争论的意见向高岗及其他领导同志做了传达。高岗听完后虽然没有在公开场合表示对刘少奇的不满，但在与一些同志的私下交谈中，认为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片面听取彭真的叙述，有偏袒与之长期在北方局工作的彭真的倾向，开始对刘少奇产生了一些不满。
高岗后来在《我的反省》中说：
对刘少奇产生隔阂，大概始于1947年。当时赵德尊去平山开土地会议，我们让他向刘少奇汇报东北的情况，其中包括对东北工作方针的争论、彭真等人的错误，以及根据中央决定对东北局进行调整等情况，希望少奇支持我们的工作。但是少奇听了汇报后，不说东北争论的是与非，只说“要注意团结，不要落井下石。过去满洲党和朝鲜党就是因为不团结，结果被敌人搞垮了”。赵德尊回来传达少奇的谈话后，我们很不理解：明明是纠正错误，怎么说是“落井下石”、“不团结”？因此认为少奇对彭真等人的错误有些袒护，不支持我们的工作。从此对少奇产生了隔阂，但这只是工作上的问题。
11月3日至21日，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北满省委书记联席会议。会议传达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精神，讨论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研究制定了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具体措施。
12月1日，东北局发布《告农民书》，号召农民行动起来，彻底打垮地主，消灭封建剥削，彻底平分土地，打下发展生产的基础，努力支援前线。同时发布了《关于在农村中划分阶级的一些问题（草案）》，对划分阶级的标准等问题做了规定。
同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制定了《东北解放区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补充办法》，对东北地区的土地分配问题作出具体规定，明令与《中国土地法大纲》一并实行，并要求各级政府必须贯彻执行土地改革的法令，严厉制裁任何抵抗与破坏行为。
由此，东北的土地改革由“斗财宝，挖干货，追浮财”，迅速地进入了平分土地的高潮。
据当年的松江省委书记张秀山后来回忆：
这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成绩是伟大的，但是由于我们对中央有些指示和政策界限吃透不够，也发生了一些偏差。如在“砍挖运动”中出现过一些“左”的苗头，当时虽然制止了，但到平分土地的时候，由于受“群众运动自发论”的影响，错误又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侵犯中农利益，打击面宽；一些地方出现了打杀过重的现象；个别地区农民进城清算了地主经营的工商业。在全国土地会议之前，我省土改本来已经差不多了，但当时土地会议只反右而不防“左”，并且提出反“差不多”思想，我们对“左”的东西顶不住，“左”的偏向就发展了。(5)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也回忆说：
在全国土地会议之后，1947年冬到1948年春，东北一些地方出现了一种“左”的倾向，刮起了一股“扫堂子”风，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都挖出来分掉。这些地方在充分满足贫雇农要求的口号下，为了更多地挖出浮财，开始在村内“扫堂子”，后来发展成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扫堂子”。这样做，大大地扩大了打击面，使一些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也被当做地主、富农斗了，财产被分了。(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