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一切可能下乡的同志，均应自觉响应党的号召，跑出城市，跑出洋房，脱下西装，脱下皮鞋，穿起农民服装，背上包衹，暂时不分职位高低，不论历史长短，不论资格大小、个人得失，提倡大官做‘小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学习农民语言，了解他们的情况，领导他们的斗争，解决他们的切身要求，把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第二，“集中使用干部，组织工作团，选择战略区域和战略基点，首先突破，由点扩大联系成面”，“首先从一个屯、一个村做起，实行‘蝗虫’策略”。
第三，开展农村斗争。让农民拿起武器，建立人民武装，“到处捉拿特务、伪警，收缴地主枪支，肃清小股散匪，对那些组织叛变、杀害我干部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坚决镇压，没收其财产”。只有解决土地问题，锻炼出具有高度觉悟的人民武装，才能奠定建军基础，使政权真正掌握在农民手中。通过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建立党在农村的支部，才能创建巩固的根据地。
第四，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要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与工作团配合，发动群众，形成人民的剿匪运动。“在全军指战员中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提高部队英勇果敢的战斗精神，在战术上采取出奇的远距离的奔袭、合击、穷追、反复扫荡等办法，以达到军事上彻底消灭顽匪”。
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掉皮鞋，不分男女，不论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而且要实行“蝗虫”策略，确实是一个坚定的战略决策。扩大会议后，为落实会议精神，东北局与各省市的领导又分头包干，亲自前往各地传达《七七决议》，召开县区书记会议，统一思想，立即行动。
随着《七七决议》精神的传达和贯彻，东北局各级党、政、军机关中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都走出城市，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实行土改，建立人民武装，清剿土匪，掀起了广泛的土地改革和剿匪运动，形成了根据地建设的高潮。
按照东北局的分工，东北局副书记高岗于会后来到佳木斯传达贯彻会议精神。7月27日，高岗在中共合江省委干部会议上传达了《七七决议》的主要精神。会议围绕着《七七决议》和高岗的报告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统一了思想。会后，合江省抽调了1500多名干部，组成了12个工作团，深入基层，发动群众，从反奸清算入手，打击汉奸恶霸和大地主，改革封建土地制度。
一场前所未有的土地大革命，在东北大地上如急风暴雨般迅猛地展开了。
2 黑土地上的暴风骤雨
东北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土地占有情况，与关内有很大的差异。东北土地80%都被称为“满拓地”和“开拓地”。
所谓“开拓地”，是日本在侵略东北时，先后通过“东亚劝业会社”和“满洲拓殖株式会社”（日本官方拓务省办的农业经济组织，名义上与伪满政府合办，实为进行侵略和掠夺的工具），以低价收购和无偿没收等手段兼并和掠夺的东北大量土地。日本政府从日本本土大量移民，组成“开拓团”来东北经营。当时，来东北的日本农民达数十万人之多。
“满拓地”则是日本侵略者从张作霖家族和中国地主的手里夺取的土地，因为没有日本移民来耕种，又返租给中国地主经营。这些地主仍然是原来土地的主人，继续从事租佃剥削。
东北地多人少，大部分农民都是从外地移民而来的，当时“闯关东”曾是关内许多农民的重要出路。然而，这些农民来到东北后才发现，虽然黑土地肥得流油，但他们的生活状况却并非想象的那般美好，生活照样难以为继。他们受着日本侵略者和中国地主的双重剥削，无钱、无地、无工具、无粮食，没有独立开荒的能力，只有靠给地主扛活和从事各种手工劳动勉强维持活命。而日本侵略者的所谓“出荷”（强制征收农民的劳动成果），更使这些穷苦农民的生活雪上加霜。东北大米、大豆年产量的80%都要“出荷”，到了伪满洲国的后期，甚至线麻、土豆、白菜、猪肉也都进了“出荷”之列。再加上名目繁多的杂税、摊派的徭役，农民的生活已经被逼上了绝路。
因此，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便成为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内容。
早在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中就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