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负责后勤供给的曹怀文回忆说：
1936年2月间，高岗负责指挥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等地工作。当时高岗被关押拷打的身体还不太好，带两个警卫员住在赤源县六区麻城界、八岔等村，约半年时间，指挥曹动之蒙古游击队和红军骑兵团，他们的粮草生活供需由六区供给。这段时间我负责供给他们部队的粮草工作，和高岗在一起住过。高岗对同志、对群众很亲切，生活很朴素，住在农村，和群众吃、住在一起，给群众讲革命道理，闲时也要我叫群众拿纸牌来和他玩纸牌。他对陕北农村人民生活情况和人情习惯很熟悉，群众爱和他拉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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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爱玩纸牌、下象棋，后来甚至到了不赢不收摊的地步。这是后话。
据田万生回忆，高岗在戍守三边期间，还有一件“只身平定哥老会叛乱”的传闻：
1936年，我党发表了《致哥老会宣言》，蒙古工作委员会立即响应，马上在三段城（三段城位于伊克昭盟，笔者注）成立了哥老会招待所，并派人四处联络活动。一时间，各地哥老会组织闻风响应，竞相投奔，使我党声威大震。哥老会组织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团体，但其中也不乏由土匪流氓、地痞恶棍组成的团伙，他们有奶便是娘，对革命事业有极大的威胁性。其中有一个哥老会头目叫李大辫子，他在国民党特务的金钱引诱下准备策动武装叛乱。高岗在延安闻讯后，立即率领一支游击队来到了哥老会招待所。在座谈会上，高岗问大家对我党的政策、方针有什么想法和意见，李大辫子马上站起来，说这也不对，那也错了，企图蛊惑人心，激起公愤，达到那罪恶的目的。高岗见状大怒，但他不露声色，假装赞许，乘其不备，从地上捡起一砖猛击，李大辫子当场脑浆迸裂，死于非命。其余个别呼应者，见李大辫子已死，群龙无首，只好跪地求饶。我军未失一人，未放一枪，就很快地平定了叛乱。
一砖将叛匪打死，也许只是个传闻。但高岗当年31岁，身高力壮，如从入中山军事学校算起，从军已近十年，刀枪丛中已闯荡过无数次，情急中做出此事，也极有可能。
高岗在三边地区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确实是“干出了个样子”，而干出了样子也是会被人看到的。
1936年9月15日至17日，高岗列席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议上汇报了开辟绥蒙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情况，得到了好评。
2 高司令
高岗在三边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年半。
不管高岗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后内心作何感想，调三边后，他是携妻带子居住在定边的。
来定边之前，高岗的妻子杨芝芳在安定县（今子长县）女工被服厂工作。虽然定边的生活条件比安定更艰苦，但一生勤劳的杨芝芳并不在乎环境如何。与频繁的战斗生涯比较起来，高岗担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已经是相对稳定了。能与丈夫和孩子在一起，对于杨芝芳来说，也已经是非常幸福了。儿子老虎（当时还叫“赖狗”）6岁，虽很调皮，但活泼可爱。眼见着自己养育的小生命渐渐长大，这对于丈夫经常不在身边的杨芝芳来说是莫大的安慰。
高岗到远离中央所在地的三边地区工作，业绩还是不俗的。但高岗由三边调到延安，却与其他因素有关。
1936年4月14日，红二十八军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刘志丹，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仅34岁。
刘志丹是西北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他的壮烈牺牲不但是西北人民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损失。这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共产党人，不但才华横溢，有着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而且品格高尚，从不计较个人的地位得失。中央纠正了陕北的错误“肃反”后，虽然刘志丹仅被安排为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和当时只有五六百人的红二十八军军长，但他顾全大局，没有怨言。东征战役开始后，他身先士卒，亲临前线，血洒疆场，奉献一生。
由于当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还刚刚到达陕北，陕北人民更熟悉的还是刘志丹、谢子长这些土生土长的西北根据地领袖。因此，当谢子长和刘志丹相继去世后，曾经与他们并肩战斗过的高岗就自然成了西北根据地的代言人，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更加注重发挥高岗在陕北的特殊作用，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突然爆发。
西安事变成为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已经被世人所熟知，它对中共中央机关驻地的直接影响，则是事变后的第五天，即12月17日，驻守延安的东北军撤出延安。又过了半个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保安县城迁驻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