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李维汉的评论是公允的，当时对高岗等人的工作分配，“是不公正的”。但从高岗后来的反省中也可以看出，从小就想“出人头地”的高岗，虽然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出生入死并不含糊，但从为了“报仇”到“干出个样子给他们看看”，既反映了高岗的淳朴，也体现了高岗的狭隘。
在高岗看来，既然是“苏武牧羊，迟早会被郭洪涛害死，不如出家去当和尚”，那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及时行乐吧。所以，他后来在《我的反省》中交代说：
在蒙古地工作，私人生活对我影响很深的。生活确实腐化，社会反映是落后的。
生活作风腐化，是高岗从参加革命后一直到生命的终结也没有能够彻底改正的错误。
但高岗也并非是酒色之徒，打土匪，与国民党军队作战，高岗是既不怕苦也不怕死。他很快就率部与当地的蒙汉游击队一道，打出了一片天地。
不久，高岗即被派往中共三边(3)特委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早在高岗来三边之前的1935年12月20日，高瞻远瞩的毛泽东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号召内蒙古人民起来抗日反蒋。
这个宣言指出：
“我们认为只有我们同内蒙古民族共同奋斗，才能很快地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同时相信，内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
“我们愿意彼此缔结攻守同盟，去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4)
要联合内蒙古同胞抗日反蒋，就必须首先主动与蒙古族上层认识联系，做好蒙古族上层的工作。对此，高岗是如何运作的呢？
1986年5月27日，中共横山县委党史办整理了一份《田万生主要经历及早年革命活动》的材料。在这份未刊稿中，有一段田万生关于高岗到三边后开展统战工作的回忆：
1936年1月，高岗与张爱萍率领二路骑兵团来到了长城区（田万生时任长城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笔者注）。一天，张爱萍找我谈话，意思看能否先联络蒙古上层中一二个有威望的人洽谈，进一步开辟蒙古工作。事后，我们分头积极联络。由于志趣相投，革命志士蒙古副协理齐国贤表示愿与我方进行谈判。谈判伊始，我方在史家洼举行了欢迎会，会上，高岗、张爱萍宣讲了我党对蒙提出的“由上至下、由政治到经济，政治上平等、经济上扶助”的工作口号，以及打通国际路线，联络苏联经济的战略方针。会后，高岗还和他开诚布公地谈了好多革命道理及斗争形势，使齐国贤听后大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当即慷慨地表示：“过去我对贵党不够了解，今后你们开辟蒙古工作，只要在我的管辖范围内，尽可畅通无阻。”第二天，齐国贤欲返，二路骑兵团200多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高岗、张爱萍送了齐国贤一支双管马步枪，作为分别留念。一时，大家依依不舍，神色黯然。张爱萍提出：“既然大家志同道合，何不结为兄弟。”众皆赞同。于是，焚香、拜天，高岗、张爱萍、我、赵成蜀（长城区书记）、张金贵（蒙古族人）、齐国贤等海誓山盟，滴血饮酒，结为异姓兄弟。
关于高岗与齐国贤结为拜把兄弟的情况，目前只有田万生一人的回忆，还只能作为参考。但高岗在内蒙古工作期间与著名的蒙古族革命领袖那素结为拜把兄弟，则有《解放日报》发表的文章为证。
1943年7月31日，蒙古族革命领袖、边区政府委员那素先生在延安不幸病逝。8月8日，延安党政军民代表及蒙、回各民族群众1000余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高岗在追悼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次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高岗同志在那素委员追悼会上演词记略》一文。文中说：
1936年4月，在蒙汉边境的房子里，高岗同志和那素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素先生畅谈他和石尼喇嘛、蒙克耳纪两次革命运动的故事，那时他曾教给高岗同志一个歌子，高岗同志现在还记得，汉文的大意是：“高高举起解放的旗帜，把一切阻碍解放的势力都推翻，不管他是蒙人还是汉人。我们要求光明，我们要求解放……”以后，他们的关系就更好了。由于彼此深相敬慕，故于同年10月，在定边结为拜把兄弟。那素先生行四，高岗同志行七。
中国人重理讲情，其中的少数民族更是以友情为重。在团结少数民族共同革命的工作中，拜把结盟是一种常见的形式，而高岗的天性显然更擅长此道。他在三边工作期间，不但注重与蒙古族上层人士搞好关系，也经常与平民百姓拉家常，了解情况，联络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