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被李维汉称为“也有缺点错误的”《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是这样公布的：
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二十六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
在这次会议上还宣布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定》，指出：
陕北“肃反”错误的“主要责任，应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当时的保卫局长）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当时的军委主席）二同志负责之。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上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本应受到党的最严重的处分，因顾及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最后警告，对聂洪钧同志给予严重警告。”
12月13日，毛泽东由前线回到了瓦窑堡，与周恩来等接见了刘志丹、高岗等蒙冤受屈的人员，给予他们亲切的安慰与鼓励。
这是高岗与毛泽东的第一次相见，背景是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来到了陕北，使高岗幸免于难。虽然此时西北根据地的代表还是刘志丹，西北党的领导人还有朱理治、郭洪涛等人，毛泽东对高岗还未必有更深刻的印象。但是，对高岗而言，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没有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到来，他非常有可能在“左”倾分子的屠刀下命丧黄泉；没有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到来，他也很难在短短的几年间就迅速成为党在西北的最高领导人，更不可能在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
因此，即使毛泽东当时对高岗印象不深，但高岗对毛泽东是非常感激的。
只是这种感激之情还需要时间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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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达志：《忆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第二、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的一些情况》，《甘肃文史资料》第九期。
(2)《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第449页。
(3)赵启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1981年10月1日），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4)《马文瑞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1日），未刊稿，现存于陕西省档案馆。
(5)转引自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8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18页。
(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370页。
(7)习仲勋：《红日照陕甘》，《星火燎原》选编之四，第23页。
六 连升三级
命运多变，职务频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这在战争年代的领导者身上屡见不鲜。
然而，个人政治生命的沉浮虽然与自己的努力有关，但更取决于大环境的改变。
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陕甘宁边区的形成，这些大的历史背景，为高岗个人的升迁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虽然还要经受一些磨难，但鲜花已在招手，掌声即将响起。
1 戍守三边
高岗获释后，先是被安排到中央军委武装动员部负责扩军和筹款，后于1936年1月被派往内蒙古带领当时只有十几人的陕北骑兵团。
后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包括高岗在内的许多西北根据地的干部，认为郭洪涛、朱理治当时对在“肃反”中被关押的干部获释后仍然压制，未予重用，安排得不当。马文瑞曾在会议上说，把高岗“放在草地上让他做蒙古的工作，这等于流放，好像苏武牧羊”(1)。
李维汉后来也说：
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带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2)
马文瑞的“苏武牧羊”论也是高岗的想法。他后来在《我的反省》中说：
郭洪涛派我带13个人到蒙古地，那里的工作不好搞，一片黄沙地，天天刮风，跑来跑去，经常打仗。当时认为自己是流放去了，是苏武牧羊，迟早会被郭洪涛害死，不如出家去当和尚。志丹去山西前，我和他谈了自己的想法，他批评了我，我也明白自己的想法不对。后来他牺牲了，我发狠在蒙古地干出个样子给他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