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4月，中央决定由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何载组成五人小组，原在西北工作过的刘景范、张秀山、张邦英、张策、郭洪涛、贺晋年、崔天民、李铁轮等领导参加，共同研究西北历史问题。
经反复的讨论、争论，1983年7月13日，中央发布了五人小组提出的《关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中发28号文件），基本上坚持了延安整风时关于西北历史问题的结论。
但是，中央发布28号文件后，关于西北历史问题的争论仍未画上句号。
1984年，朱理治的爱人苏菲致信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对朱理治1935年在陕北工作期间的问题予以澄清。
1984年2月2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中，一方面指出陕北错误“肃反”“不是出于”朱理治“个人对刘志丹等同志的阴谋陷害”，朱理治也“不存在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指出：
“当时朱理治同志是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的负责人，又是陕甘晋省委书记，因此，他在这一事件中应负主要责任。”他的错误，“主要在于积极执行了王明的‘左’倾路线和上级对‘肃反’的错误指示，盲目搬用鄂豫皖等苏区错误的‘肃反’经验，偏听个别人的反映，轻信逼供来的假材料，而对陕北的情况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5)
4 “刀下留人”
人的一生虽然有其必然的轨迹，但很多环节尤其是一些非常关键的时刻，往往是由一些偶然的因素串联起来的。
如果说中央红军的到来挽救了高岗的性命是高岗的福气，那还仅仅是从高岗个人的命运而言。实际上，陕北能够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红军改编抗日的“出发点”，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的新起点，这才是中国人民的大福气。
然而，这一历史性的抉择，竟然要感谢国民党的一张报纸。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的。
包括党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红军总部、中央红军等在内的这样一场“举国”大搬家，实际上是一场没有目的地的仓促大撤退。
转移到哪里？何处去落脚？战士们不知道，指挥员也不清楚，只能随机处理了。
1934年11月的湘江恶战，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多人，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不得不改变；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确定了去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方针。但中央红军转战云贵川，历尽艰险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张国焘却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战略方针，提出西进，向川康发展，而且张国焘竟然在与中央发生战略分歧时采取了分裂行动。在此危急时刻，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进行批评教育的同时，果断地决定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北上，是个大的战略方向。但是，北上到哪里？
陕甘边与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党中央是了解的。1933年底，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贾拓夫去江西瑞金参加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向党中央详细汇报了陕西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情况，会后，贾拓夫留在了中央苏区，并随同红一方面军一起长征。但是，与中央苏区和鄂豫皖等大块根据地比较起来，西北根据地的范围和红军的力量都比较小，在其他的根据地都已经丧失的情况下，西北根据地是否还存在？由于当时中央与陕北没有电台联系，陕北根据地与陕北红军的情况中共中央一无所知。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
一年来的艰苦征战，经历了无数次的惊涛骇浪，早已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处变不惊，遇险不乱。1935年9月17日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打开了北上的通道。19日，部队来到了甘肃宕昌县的哈达铺。此时，先行到达的一军团直属侦察连在哈达铺活捉了敌军的一个少校副官，缴获了几驮书籍和报纸，发现其中的一张报纸上刊登有徐海东率红军和陕北刘志丹的红军会合的消息，并且有“匪区”略图。
这真是久旱逢甘霖，来得太及时。当这张“联络图”送到聂荣臻的手中时，他立即命令骑兵通讯员迅速把报纸送给毛泽东——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一历史镜头，毛泽东看后高兴地说：“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