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凭“听说”、“感到”就开始的“肃反”，远非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轻松。早在劳山战役之前的9月21日，刚刚成立的陕甘晋省委就发出指示，在“更加猛烈地反对反革命的右倾取消主义”的口号下，开始了一场残酷捕杀自己人的“肃反”。包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杨森、高朗亭等在内的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干部、陕甘边根据地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被捕，200多名为创建西北根据地出生入死的好同志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在这场革命队伍内部的“肃反”中惨遭杀害。
高岗与刘志丹都是在劳山战役后从前线被骗回瓦窑堡，然后被捕入狱的。他们虽然没有留下入狱后的有关材料，但我们从赵启民的回忆中可见他们被捕后的遭遇。
1981年10月1日，当时任七十八师参谋主任的赵启民，写了一篇《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回忆文章。文章写道：
我是在杨森同志离开后的第二天以开作战会议为名被骗到军团部被捕的（杨森是七十八师师长，已先被捕）。我走进军团部，被引进一个窑洞，突然上来几个人缴了我的枪，接着搜身并戴上一个布筒式的面罩（一个布套只有两个眼睛洞），被送到另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客洞。我一脚踩到高棉纯同志的身上（高是骑兵团政委）。他问了一声谁呀？我说：“棉纯你早来了。”他说：“我也才来不久。”八十一师参谋主任任浪花同志赶紧说：“快坐下，不要说话。”因这几句对话我们被抽了一顿鞭子，我才知道不准说话的“规矩”。我同高棉纯、任浪花由洛河川被押送到瓦窑堡途中既不准我们相互讲话，更不准我们向群众讲话。押送我们的同志骂我们是“右派”、“反革命”。从骂声中才知道我们的“罪名”。他们对群众说我们是东北军的军官。我们穿的衣服是劳山战斗中缴获的东北军的军服（西北红军是缴获到什么就穿什么）。因为头上戴着面罩，群众真的把我们当成了东北军军官看待，不时有人向我们做宣传工作，搞得我们啼笑皆非。到了瓦窑堡，关在监狱里，看管之严厉难以用笔墨形容。连站起来伸伸腰、睡觉时翻个身都要报告，否则就是一顿毒打，诬你要逃跑。至于审讯时的肉刑就更残酷了。(3)
“肃反”是“左”倾错误在根据地表现的极端。它的基本特征就是黑白颠倒，把革命者打成反革命；它的残酷则在于不但不允许蒙冤者辩解，而且也不给你“改过”的机会，直接挥刀将你杀掉；它的悲哀则源于杀人者与被杀者都认为自己是在从事着同样的革命伟业。如果没有党中央和毛泽东恰好于“左”倾错误者已经举起了屠刀的危急时刻来到了陕北；如果历史与人们开一个小小的玩笑，中央红军虽然到了陕北但却没有及时听到“肃反”的噩讯；如果毛泽东虽然听到了“肃反”的消息但稍一犹豫，未果断下令“刀下留人”；如果……那么，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杨森、高朗亭等一批后来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红军将领，就将与那200多个被错杀的冤魂一样，弃尸荒野，了无踪迹。
也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马文瑞1942年11月11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开了这样一个让人无法发笑的“玩笑”：
我和一些同志常开玩笑说，张国焘反对中央，闹独立，对于整个中国的党，对全国革命是有很大的损害，可是对这个苏区，对我们这些个人，还有好处。要是张国焘不反党、反中央，那么中央就来不了，那么陕甘苏区与我们这些人早就完蛋！确实是这样。
(4)
关于西北根据地发生的这次“肃反”，194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曾经作出了《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虽然后人对这份党内秘密文件有不同的看法，但它终究是1942年时的党中央对这一事件的审查结论，并非是某一个人的意见。因此，本书将这份文件中说明“肃反”情况及表明中央对“肃反”态度的部分照录如下：
中央根据十月（1942）陕甘宁党的高干会议对陕北历史问题的检讨与结论，认为1935年九十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所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200名以上的党政军干部。这种将党的最好干部诬认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和杀害，不仅是完全错误，而且是革命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