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边根据地后，中共西北工委立即发出了《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要求“动员全体党员及全苏区的每个劳苦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的会合，庆祝红二十五军北上的伟大胜利”。并指令西北红军回永坪镇与红二十五军会师。
红二十五军是1935年9月15日到达永坪镇的。16日，刘志丹与高岗就率领西北红军主力来到了永坪镇，与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
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基点，就是在不同的地区建立一块一块的根据地。由此，也就形成了分别活动在不同根据地的一支支红军部队。然而，虽然根据地是分块的，各支红军部队是相对独立活动的，但领导这些根据地和红军的党却只有一个，党中央对各个根据地和革命武装的统一领导是绝对不可动摇的。无论从鄂豫皖北上的红二十五军还是土生土长的西北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都必须接受党中央的绝对领导。
两支红军会师后的第二天，即9月17日，在中共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的主持下，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在延川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研究确定会师后的统一领导和下一步军事行动等方针问题。
这次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由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兼任陕甘晋省委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改组西北军委，由聂洪钧任主席；改编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军团下辖三个师：红二十五军编成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红二十六军编成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先；红二十七军编成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全军团共8000余人。
红十五军与西北红军的胜利会合，极大地壮大了西北的革命力量，也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军大会师的序幕。
本书的传主在这场两军大会师中没有什么更多的故事，只是被任命为红十五军团的政治部主任。但在接下来开展的劳山战役中，这位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却上演了一幕“赤臂战劳山”的传奇故事。
正当两军会师之时，国民党东北军一一〇师、一二九师已进驻延安，气势汹汹地向根据地突进。
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西北被蒋介石推上“剿共”前线后，尚未与红军真正交手，也并没有把这些看起来土里土气的“共匪”放在眼里。针对东北军态度狂傲、气焰嚣张的特点，红十五军团确定了佯攻甘泉、围城打援的作战方针。先以八十一师一个团佯攻甘泉，主力则埋伏于甘泉北30里的劳山。当一一〇师匆忙由延安来增援甘泉守军时，落入我军伏击圈。此时，红军主力突然发起猛攻，东北军虽拼死顽抗，但激战六个小时，全歼该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队，俘获3700多人，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裴焕彩皆被击毙。
在这场红十五军团组建后的第一场大胜仗中，作为政治部主任的高岗并没有留在指挥部，而是来到了七十八师的阵地前沿。当我军发起最后的冲击时，高岗甩掉了上衣，挥舞着手枪，赤臂与战士们一道向敌人冲去。
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谈论的高岗“赤臂战劳山”。
3 蒙冤入狱
劳山大捷后，东北军的骄横气焰遭受重挫，瓦窑堡守敌弃城而逃，红十五军团乘胜拔除了瓦窑堡周围的全部敌据点，根据地的首府也迁到了瓦窑堡。10月25日，红十五军团又对东北军一〇七师的一个加强团守卫的榆林桥发起攻击，全歼守敌，生俘团长高福源等官兵1800多名。
劳山、榆林桥战斗的胜利使敌人大为恐慌，“西北剿总”急忙调整部署，调集重兵，组织新的进攻。
正当西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进入关键时刻，王明“左”倾错误却在陕北恶性发展，在根据地内部发生了严重的“肃反”事件。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场影响深远的“肃反”事件？虽然至今也是众说纷纭，但具体负责这场“肃反”的朱理治还是最有发言权。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撰写的《往事回忆》中对当年的这场“肃反”事件的缘由做了详细的叙述：
肃清“右派”反革命是“中代”派我去陕北的任务之一，但我去后只是传达了“中代”指示，集中力量搞扩红等工作，想在工作中看看究竟，并没有想到进行肃反。后来发现陕甘边扩红推不动，派去分地的同志被撤了职，土改等工作开展不起来，李西萍等发表失败主义和反对土改的怪论；又听说西安党为“右派”把持，陕甘边有他们派来的很多人，同时，抓住了张慕陶到陕甘边和黄子文接头的交通，我这才感到陕甘边确有“右派”在捣乱。恰在此时，二十五军到陕北，又从他们那里得知，他们在陕南亦听到西安党为“右派”把持，并从张翰民同志的供词中（即张汉民，当时任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警卫旅旅长，红二十五军路过陕南时与该旅发生战斗，二十五军因不知其地下党员的身份，将其误杀）知道西安党派了很多人到二十六军。因此，又怀疑二十六军也混入了反革命。由于二十五军和陕北过去从没有联系，也听说西安党有问题，更感到有搞清之必要。于是，省委决定肃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