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同志率领红军主力兵团第一次奔袭横山县城，是于1935年8月27日文安驿会议后，在卧牛城一带做的战斗准备。其中参战的有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抗日义勇军等。其中参战的红二十七军一团团长是我，政委是张达志。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红一团是主攻，位于横山城的北面，约有八九百人。在偷袭时由于攻城的云梯断了，所以使梯子显得短了，经几次攀登后，被敌人发觉，后采取强攻，还是没有成功。战斗持续了一上午，最后由于我军伤亡太大，其中我团三连连长和通讯员也都牺牲了。所以下午前敌总指挥命令我军撤退了。
1983年11月8日，当年参加攻城的红一团政委张达志，也对攻城战斗做了回忆。
张达志的回忆与贺晋年的回忆基本相同，只是张达志认为攻城失利的原因是：
由于当时仅听了横山游击队负责人曹动之的一面之词，对县城的情况侦察得不好，对城墙高低掌握得不够详细具体。当时说有一处很低的地方，结果没有找到，致使我登城云梯准备得不当，尺寸相差有一丈之多。所以云梯虽然架上去了，人也都到了城根底下，经多次攀登还是没有上去。后因被敌人发现，我军只好实行强攻，一直攻了一上午，还是没有成功。这时村子周围的敌人也都进了城，使城内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中午过后，我军只好撤退了。
虽然这两位担任主攻的指挥员在近30年后的回忆中有些细节上的差异，但整个攻城的情况还是很清晰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战斗失利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据此就像有些回忆材料那样，把打横山失利的责任推到高岗的头上，也是不准确的。
对于打横山战斗的评价，贺晋年与张达志这两位当事人曾经做过如下很有说服力的分析：
贺晋年说：
这次战斗虽然失败了，但是有力地打击了北线的敌人。其主要教训是，我军事先没有对地形进行很好的侦察，致使对敌据点地形情况了解得不够，使登城的云梯准备得短了。
张达志说：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虽然失利了，同时也牺牲了一些同志，如红一团有一个连长梁文有和一个通讯员等，但这次战斗的打法和布局都是完全正确的。战士们的士气是旺盛的，群众的情绪是高昂的。在战斗中，全体指战员都表现得非常勇敢，群众对我们的战斗十分支持，他们纷纷给我们送水、送饭，掩护伤员，掩埋牺牲的同志，因而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但所不足的是战前没有很好地进行地形侦察，致使登城的云梯准备得短了，使这次战斗没有获得成功。
打横山是西北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进行的一次比较大的战斗，也是刘志丹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亲自指挥的唯一一次没有取得胜利的战斗。虽然打横山本身是失利了，但这次战斗的意义如贺晋年、张达志等所言，仍然是很大的。如果当时红军不来打横山，而是按照文安驿会议的决定，去打瓦窑堡或者是清涧县，部队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很可惜，刘志丹亲自指挥的这场既有意义又有教训的典型战斗，无论在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的《刘志丹传》中，还是全国党史人物研究会编写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中的《刘志丹》一文中，都没有任何的记述。
2 永坪镇会师
打横山失利后，刘志丹、高岗率领部队返回到清涧县一带活动。恰在此时，传来了红二十五军到来的消息，刘志丹、高岗立即奉命率部赶往永坪镇，与红二十五军会合。
红二十五军原战斗在鄂豫皖苏区。中央红军长征后，红二十五军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在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下，于1934年11月16日由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率领，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开始西征。部队沿途冲破了敌人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越过桐柏山，横跨豫南，转战千里，于12月上旬进入陕西雒南（今洛南）地区。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雒南县瘐家河举行常委会议，决定将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在鄂豫陕边创造新苏区。
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打土豪，分田地，扩红军，连战连捷。1935年7月初，红二十五军获悉红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的动向。因此，鄂豫陕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继续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迎接中共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的到来。
7月16日，红二十五军由沣峪口出发，出秦岭，渡渭河，过六盘山，驰骋于陇南陇东，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北上。然后，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北，于9月7日抵达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县豹子川。由于政委吴焕先已经在战斗中牺牲，所以，鄂豫陕省委召开会议，决定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9日，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宁山，受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代表习仲勋、刘景范等人的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