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五军的到来使土生土长的高岗与陕北之外的中共组织和红军部队联系到了一起，为其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但机遇是一把双刃剑，红二十五军的到来，也使高岗遭受了一次险些成为“刀下鬼”的噩运。
1 打横山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围剿”与反“围剿”是一对专有名词。
这一对相辅相成的名词使用的时间范围，主要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围剿”，指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的进攻；反“围剿”，则是指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游击队为粉碎敌人的进攻而进行的战斗。
“围剿”与反“围剿”发生的空间并非是一块根据地。从1930年到1933年，蒋介石调集重兵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五次“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由于已经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左”倾冒险主义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致使红军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极其艰难、险恶、前途未卜的长征。
西北根据地与中央根据地不同，总共经历了三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当中央红军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历史性的遵义会议，重新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时，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反“围剿”战役才刚刚打响。
1935年初，蒋介石在取得了对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围剿”的胜利后，在继续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同时，开始把对革命根据地“围剿”的重点转到了硕果仅存的西北根据地。
1月，蒋介石调集了6个师，30个团，约5万人的兵力，照搬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成功”办法，采取分割“清剿”、逐区“蚕食”的方针，对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当时，陕甘边和陕北的红军加上游击队，也不过五六千人，而且部分游击队员拿的是大刀长矛，既缺乏军事训练，又缺少战斗经验。
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大军压境，情况危急。
然而，身经百战的刘志丹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他和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高岗一起主持召开了中共西北军事委员会会议，统一了大家的意见，确定了首先打击深入陕北根据地但却在陕北人地生疏又与陕北军阀井岳秀互有戒备的高桂滋部，而后向南向西发展，使陕甘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的战略方针。为了保证反“围剿”战役的胜利，刘志丹还亲自为西北军事委员会起草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要求红军、游击队、赤卫队以及少先队都必须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反对散漫习气和无组织无纪律状态。
5月3日，为了统一军事指挥，在安定玉家湾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白坚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的作战行动。
高岗从谢子长逝世后接任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到就任前敌指挥部政委，又一次与刘志丹并肩战斗。就客观而言，高岗与刘志丹这位才干突出、情操高尚的优秀共产党人共同战斗，必定耳濡目染，受其熏陶，增长才干。高岗在后来成为“西北王”后，虽然很少提及另一位西北根据地的创立者谢子长，但他对刘志丹还是钦佩有加的。1943年3月，在纪念刘志丹逝世七周年时，高岗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写道：
志丹同志被公认为西北党和西北人民最好的领袖。他是陕甘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他深谙战争的艺术，特别擅长于运动战和游击战争，是西北党的军事家。
虽然后来有人认为这是高岗在“推刘压谢抬高自己”，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但高岗确实与刘志丹相识较早，共事较深。高岗后来能为党的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与刘志丹对他的影响和两人曾经同甘共苦的经历也有一定的关联。
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从1935年1月31日的南沟岔战斗开始，到同年8月21日的定仙战斗结束，历时近8个月，消灭敌人5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攻克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开辟了甘泉、富县、宜君、定边、环县等游击区，将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使西北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关于刘志丹与西北根据地军民英勇奋斗、连战连捷、终于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的史实，在有关的著述中已多有描述，本书不加赘述。虽然这些讲述西北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的文章和书籍都只讲总指挥刘志丹，不提政委高岗，但在西北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中高岗与刘志丹一直共同指挥战斗则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