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18日，彭德怀用信件的方式，将自己关于高、饶问题的发言稿分送给中央常委和有关同志。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我准备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关于高、饶联盟的发言稿，已分送各位军委委员和克诚、粟裕、谭政、任穷同志看了一下，大家提了一些意见，现将修改稿送上，请阅批复。
3月19日毛泽东批复：
彭德怀同志此件已阅，可用。
邓小平也在稿上批复：
彭总，你的发言稿，我作了个别修改，并送主席、少奇、陈云同志看了。他们都认为好，主席还作了一些修改。现退回，修改处是否妥当，请斟酌。(7)
陈云、贺龙、罗荣桓、陈毅也都热情地写了复信，提出自己对发言稿的评价和个别修改意见。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后，彭德怀在大会上发言说：
在对待高、饶问题上，特别是高岗问题上，我是有错误的。党中央对高、饶问题的揭发处理，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对我个人有特别重要的教育意义。高岗1951年1月到朝鲜时就开始散布对中央同志的流言蜚语，挑拨同志间的团结，我当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与高岗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未加说明，是犯了严重自由主义错误的。高岗自我吹嘘和散布谣言，我为什么能够听得进而又信以为真呢，首先是因为我马列主义水平低，嗅觉不高，对高岗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本质没有认识。由于我本人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未能肃清，对马列主义学习不够，因而对问题的看法存在着成见和感情的成分，是我在高岗问题上犯错误的基本原因。(8)
全国代表会议以后，彭德怀、马明方依照中央指示，于4月上旬召集西北地区的代表和在京的有关同志就高岗问题进行座谈，会后他们给中央写报告说，会议共开了8次，到会47人，对高岗在西北的错误做了揭批清算，一些同志做了检查，表示要进一步肃清其恶劣影响。
但是，虽然彭德怀在“高饶事件”后既对高岗的错误做了揭发批判，又对自己当时受了高岗的一些影响而没有能够及时向党中央反映高岗的宗派活动做了检讨，但在庐山会议上，这件事仍然成为彭德怀“反党”的重要证据，彭德怀也由此成了“高饶反党联盟”的另一个头头。
彭德怀与高岗在西北时就接触较多，抗美援朝时又一个在前线指挥打仗，一个在后方负责后勤工作，配合得十分默契，俩人敢说敢干的泼辣作风又比较相似，所以关系较深。彭德怀还曾经向毛泽东举荐由高岗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自己专心于搞西北经济建设。而且，彭德怀也确实对刘少奇的工作有些意见，并向毛泽东做过反映。1953年9月9日，彭德怀曾“到毛泽东处讲他对刘少奇和周恩来个别问题上的意见，毛泽东要他同刘、周面谈”(8a)。因此，在庐山会议上，与高岗的关系就成了彭德怀无法讲清的关键问题。
在庐山会议召开期间的8月1日，在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彭德怀、彭真、贺龙等人参加的常委会上，刘少奇说：
高岗事件前，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同我毫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毛泽东插话；这是我建议的。因彭要到党校作报告，怕作不好，对他不利。小范围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作报告。有人要求彭去党校讲讲，何必去党校作报告。不开会，也势必作不好。华北会应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四十天娘）账挂在我身上。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高岗事件前，讲了很多对我不满的话。这种话，我沾不到边。（毛泽东插话：关向应讲中了，你这人是搞派别活动的）(9)
彭德怀在8月12日曾经痛苦地对人说：
现在要我彻底交代高饶问题的错误和军事俱乐部，就是这两个问题难过关。(10)
1959年10月24日，陈伯达在《红旗》1959年第二十二期发表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的长篇文章，对彭德怀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文章提出：
“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同志都是高饶反党联盟的参与者，而彭德怀同志还是这个反党联盟的一个头头。”在“高饶反党联盟”被粉碎后，彭德怀“又亲自挂帅，打起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旗，重新搞起反党集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